经济高速增长，某种程度上的专制腐败，人民贫富悬殊，各路矛盾日趋激化，就在这莫名危机蓄势待发的当儿，政府不遗余力地接过五环旗，显然它对这场运动会寄予了很多缓解社会矛盾的额外希望。

 

电视里一遍遍重复着举重选手唐灵生最后的胜利，撒马兰奇将Beijing脱口而出的瞬间，还有北京一座座的超级体育馆。对于主流中国老百姓而言，举办奥运会是一件面子十足的事情，足以令每个人信心十足地接受外国大鼻子对自己一边挑起大拇指，一边说，“China，OK！”的称赞。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引人艳羡的古代成就的文明古国，作为近百年来遭受外国欺凌的积贫积弱的东方睡狮，作为一个三十年来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国际新富豪——这一切成就了一张堪称完美的民族主义温床——中国人需要从中找回自己的认同，需要忘记痛苦的回忆，需要延续古老的骄傲。

 

从一场运动会的举办，到一颗载人卫星的实验成功，从一场自然灾难的度过难关，到一场民族暴乱的平息，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中国人和中国政府最终几乎都可以回到这张令人骄傲的温床上。在这里的梦乡，一切都会好起来。

 

爱国主义和与其相近的民族主义，表现在人们的思想行动上，就是排斥一切批评，辩护一切自身缺点，崇拜国家符号，用眼泪和咒骂进行自我表达。与其相对的态度，也就是应该像运动员对待奖牌的态度，不称赞，不要求，不炫耀（Gil Delannoi）。然而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早已经习惯了轰轰烈烈的方式，早已经失去了理性思考的能力。中国的贫富悬殊，资源粗放的开采和使用，严重的污染，北方中国严重的干旱化，制度的落后，法治的缺失，制度性的对工人权益的忽视，对言论的封锁，人民对本乡本土缺乏爱与责任，社会自身组织功能的丧失，这一切的一切似乎都没有CNN或者BBC的某条新闻的失真来的更重要，似乎这一切关系到同胞切身利益的事情都完全不能引起示威者的半点兴趣。与此同时，中国的新闻媒体对西藏的报道滞后，对海外藏人声音的屏蔽，对外国媒体常年的封锁，这些也都不会引起留学生爱国者的抗议。

 

不可悲吗，中国人？你的红心究竟要献给谁？

 

世界太复杂，历史千头万绪，要梳理清晰这一切，需要全社会的反省精神，需要学术研究，需要非政府组织，需要公民教育，需要自由的媒体。然而这一切在中国都过于渺茫，因为我们的政府过分强大，已经密不透风地控制住了一切领域。

 

我们被灌输同一种信息，也就产生出同一个心理，共同心理不能代表每一个人，它只是生长在每一个人的精神里。十个人中如果有七个人持同一种说法，那么另外三个人的异议就会被整体忽略；每个人在百分之七十的情况下情愿顺从共同说法，那么在另外百分之三十的时间里，自己的说法就会被整体忽略。在接受政治教科书、历史教科书的灌输后，在全国一张嘴的媒体环境中，在明哲保身的信条下，在几百万网络警察和冥冥中种种不安的担忧下，我们都基本上是团结一心的。

 

所以我们真的是“爱中国”的。

 

巴黎伦敦汉堡街头的红旗，海外赤子反对西方媒体报道失实的动人的演说，那些抵制法资超市和在法国大使馆门前攥紧拳头大声抗议的人们，还有那些眼眶湿润着在msn加上“爱中国”的红心的办公室职员，他们的行动总是充满个人色彩和随意性，对事件的影响也很有限。但与之相对的，还有一种“官方定制的爱”——“做好本职工作就是最大的爱国。”示威游行仿佛一把烈火，燃烧起来火借风势，难以控制。我们中国人本就是非常朴素的唯物主义者，看重吃苦耐劳，于是倘若你莫谈国事，少发议论，少做批评，那么便有百分之百的时间去做好本职工作了，于是，也就充分地成了一名爱国者。

 

至此我想起去年赤峰旅行沿途所见的那一幕，在内蒙退化了的草原上的一群低眉顺眼的大绵羊，由一个牧人赶着，由几支牧犬保护，默默地吃着自己的草，间或咩咩一叫，更显得宁静。

刚刚和周兄道别，只几小时，我已经安安稳稳地坐在家里了。一千二百八十公里，航班在夜空中轰轰地穿越平流层，我从舷窗看不到一丁点我所跨越的山川和众生，也感觉不到遥远。

 

在上海的十三日，我的住处离外滩不过几步之遥。床边的落地窗外是黄浦江，再远处就是浦东一片令人惊奇的建筑群。十年兴起的浦东让上海人也连呼不要太快。不过比较起来，我更愿意在深夜流连在外滩，读那一幢幢建筑物的史料注释。都说上海十里洋场，从外滩的一排昔日的西欧东洋的金融大厦看去，那真是不假。德国人马克指着一座座洋楼兴奋地说，啊！这不是柏林吗？那不是罗马吗？外滩初露繁华的年月，中国正和屈辱联系在一起，这些外洋的建筑自然就是历史的明证。为了摆脱马克的太爷爷和爷爷他们那些洋人带来的屈辱感，中国人制造了一百年革命，方法主要是同族相煎，而对于那些外滩的洋行呢，被海港工人的爷爷爸爸打走了，又被他们渴望富裕的子孙请了回来。人民中国第一任上海市长陈毅的铜像站在外滩的北头凝望十里洋场和黄浦江，而今天，在他目光里闪耀的霓虹更多是来自黄浦江对岸浦东新区的AURORA与CITIBANK。

 

卡洛斯是科隆人，住在上海好几年，他说他喜欢极了上海，除了没有新鲜空气这件事。上海的空气，或许比欧洲不如，但绝对比北京新鲜得多。四月的上海多雨，无雨的日子也是阴沉，以致于浦东其高无比的大厦常有半截淹没在云雾里。上海干净，繁华的大街不会烟尘蒸腾，无论大街小巷都没有遍地垃圾碎屑。上海的商城大而多，服务员会微笑，会解释客人自己还没有来得及意识到的细枝末节以致于琐碎小事，生怕最挑剔的顾客挑出毛病来。上海的餐厅多，料理茶餐匹萨大汉堡还有小杨生煎，价格都比想象的便宜。味道好卫生也好，不论大小餐厅，卫生间里一定有洗手液，水管里一定有充足的水可以流出来。街头巷尾的昼夜超市有两个牌号，“好德”和“可的”，门口都有煮着茶蛋和豆腐干的锅子，一律安着自动开关的大门。香港来的摄影师和导演到了上海，纷纷说：感觉像是回家了一样。

 

上海之大不是吹出来的。南京路一带的商业规模恐怕超过王府井、西单、国贸外加新街口的总和。白天的摩肩接踵和夜晚的流光溢彩，百年来生生不息的工商业城市的历史底蕴，是任凭北京无论怎样用钱堆用权力张扬也学不来三分的。北京有一个中心，四五个环线，越远离中心就越回到乡土。上海根本没有中心，不论从地铁的哪一站走出来，或者开车沿着哪条高架路疾驰下去，满目的摩登都是一样。延绵不绝的工厂和码头货港，插满晾衣杆的老弄堂填补在摩天楼之间的空隙里，弯弯的江水和依势而生的马路不分南北，教堂点缀在最显要的街口，当这一切在夜晚寂静时分流过我身旁的时候，时间的隔阂就消融了，历史的真实剧目四下开场，透过那些艾奥尼式柱，透过那些希腊雕塑，黑色大理石台阶，也透过镶嵌在海关门口的“海港工人的革命胜利”的浮雕，还有它隔壁那橱窗里的阿玛尼时装和上流餐厅洋楼门口西装笔挺的男服侍。上海滩的历史因这些结实的建筑所携带的资本主义的风骨而无法被中断。

 

说到钱，就不得不说到女人。周兄是上海本地人，已然娶了一位福建的贤良妻子。当他和我讲起来他曾经的上海女朋友，其攀比虚荣的家风和搜刮男人钱财之特点确实与我之前对上海女孩的耳闻出入不大。德国老板汉斯似乎也对上海女人有所耳闻，问我的意见，我说，恐怕孩子是父母影响的，父母虚荣孩子也难逃其臼。他说，“那又怎样？我也很物质，我有两个女儿”。这种戴劳力士开直升飞机的老爹当然物质，但是穷人老百姓也那样想恐怕生活就会变得不那么美妙了。在商业繁荣的上海有太多的名牌橱窗和保时捷，外来的潮流时髦随着清风就可以飘到每一个女人的鼻孔。上海女人都很漂亮，据我推断除了衣着打扮足够摩登以外，可能是人种、气候和上海的食物这三方面原因造成的。论到模样，眼睛和脸型恐怕是最重要的，那就从我在虹口区的二战犹太人纪念馆所遇到的那个做义务讲解员女孩说起吧。那个女孩就是典型的上海人，大眼睛，双眼皮，长睫毛，脸型是白晃晃的圆圆的一个，五官精致小巧又不失层次。上海在春秋属吴国界内，和华北中原一带的汉人本属于两个地方，蒙元和满清在北方建立统治之后，异族通婚使得北方汉人和南方汉人样貌习俗差异加大。此外华北常年多风沙、多曝晒，而长江沿岸气候湿润多阴雨，也造成皮肤色泽不同。另外一个造成美女的原因恐怕在于上海菜份量小。周兄说上海人吃饭更着重品尝味道的精细之美，而不是为了吃饱。在原材料和调味料上面都尽心竭力地处理，菜量肯定不会太多，这正是天然的健康饮食习惯的来源。

 

照片竖摆

 

 

照片横摆

 

 

作为自由摄影师，要在取得工作机会之前证明自己有能力担负起拍摄责任，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于是我需要一个网站，为我做过什么，和我能做到何种程度做一个证实。我的朋友吉乐告诉我，自由摄影师要发展则必须着重自我宣传，拥有网站只是开始，接着还要投寄宣传折页和幻灯片光盘到全世界的媒体和图片社，如果可能还要把照片摆到酒吧茶馆甚至画廊里去出售。在这个已然萎缩和被垄断的图片市场上做一个单枪匹马的自由摄影师是一种极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