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速增长，某种程度上的专制腐败，人民贫富悬殊，各路矛盾日趋激化，就在这莫名危机蓄势待发的当儿，政府不遗余力地接过五环旗，显然它对这场运动会寄予了很多缓解社会矛盾的额外希望。

 

电视里一遍遍重复着举重选手唐灵生最后的胜利，撒马兰奇将Beijing脱口而出的瞬间，还有北京一座座的超级体育馆。对于主流中国老百姓而言，举办奥运会是一件面子十足的事情，足以令每个人信心十足地接受外国大鼻子对自己一边挑起大拇指，一边说，“China，OK！”的称赞。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引人艳羡的古代成就的文明古国，作为近百年来遭受外国欺凌的积贫积弱的东方睡狮，作为一个三十年来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国际新富豪——这一切成就了一张堪称完美的民族主义温床——中国人需要从中找回自己的认同，需要忘记痛苦的回忆，需要延续古老的骄傲。

 

从一场运动会的举办，到一颗载人卫星的实验成功，从一场自然灾难的度过难关，到一场民族暴乱的平息，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中国人和中国政府最终几乎都可以回到这张令人骄傲的温床上。在这里的梦乡，一切都会好起来。

 

爱国主义和与其相近的民族主义，表现在人们的思想行动上，就是排斥一切批评，辩护一切自身缺点，崇拜国家符号，用眼泪和咒骂进行自我表达。与其相对的态度，也就是应该像运动员对待奖牌的态度，不称赞，不要求，不炫耀（Gil Delannoi）。然而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早已经习惯了轰轰烈烈的方式，早已经失去了理性思考的能力。中国的贫富悬殊，资源粗放的开采和使用，严重的污染，北方中国严重的干旱化，制度的落后，法治的缺失，制度性的对工人权益的忽视，对言论的封锁，人民对本乡本土缺乏爱与责任，社会自身组织功能的丧失，这一切的一切似乎都没有CNN或者BBC的某条新闻的失真来的更重要，似乎这一切关系到同胞切身利益的事情都完全不能引起示威者的半点兴趣。与此同时，中国的新闻媒体对西藏的报道滞后，对海外藏人声音的屏蔽，对外国媒体常年的封锁，这些也都不会引起留学生爱国者的抗议。

 

不可悲吗，中国人？你的红心究竟要献给谁？

 

世界太复杂，历史千头万绪，要梳理清晰这一切，需要全社会的反省精神，需要学术研究，需要非政府组织，需要公民教育，需要自由的媒体。然而这一切在中国都过于渺茫，因为我们的政府过分强大，已经密不透风地控制住了一切领域。

 

我们被灌输同一种信息，也就产生出同一个心理，共同心理不能代表每一个人，它只是生长在每一个人的精神里。十个人中如果有七个人持同一种说法，那么另外三个人的异议就会被整体忽略；每个人在百分之七十的情况下情愿顺从共同说法，那么在另外百分之三十的时间里，自己的说法就会被整体忽略。在接受政治教科书、历史教科书的灌输后，在全国一张嘴的媒体环境中，在明哲保身的信条下，在几百万网络警察和冥冥中种种不安的担忧下，我们都基本上是团结一心的。

 

所以我们真的是“爱中国”的。

 

巴黎伦敦汉堡街头的红旗，海外赤子反对西方媒体报道失实的动人的演说，那些抵制法资超市和在法国大使馆门前攥紧拳头大声抗议的人们，还有那些眼眶湿润着在msn加上“爱中国”的红心的办公室职员，他们的行动总是充满个人色彩和随意性，对事件的影响也很有限。但与之相对的，还有一种“官方定制的爱”——“做好本职工作就是最大的爱国。”示威游行仿佛一把烈火，燃烧起来火借风势，难以控制。我们中国人本就是非常朴素的唯物主义者，看重吃苦耐劳，于是倘若你莫谈国事，少发议论，少做批评，那么便有百分之百的时间去做好本职工作了，于是，也就充分地成了一名爱国者。

 

至此我想起去年赤峰旅行沿途所见的那一幕，在内蒙退化了的草原上的一群低眉顺眼的大绵羊，由一个牧人赶着，由几支牧犬保护，默默地吃着自己的草，间或咩咩一叫，更显得宁静。

刚刚和周兄道别，只几小时，我已经安安稳稳地坐在家里了。一千二百八十公里，航班在夜空中轰轰地穿越平流层，我从舷窗看不到一丁点我所跨越的山川和众生，也感觉不到遥远。

 

在上海的十三日，我的住处离外滩不过几步之遥。床边的落地窗外是黄浦江，再远处就是浦东一片令人惊奇的建筑群。十年兴起的浦东让上海人也连呼不要太快。不过比较起来，我更愿意在深夜流连在外滩，读那一幢幢建筑物的史料注释。都说上海十里洋场，从外滩的一排昔日的西欧东洋的金融大厦看去，那真是不假。德国人马克指着一座座洋楼兴奋地说，啊！这不是柏林吗？那不是罗马吗？外滩初露繁华的年月，中国正和屈辱联系在一起，这些外洋的建筑自然就是历史的明证。为了摆脱马克的太爷爷和爷爷他们那些洋人带来的屈辱感，中国人制造了一百年革命，方法主要是同族相煎，而对于那些外滩的洋行呢，被海港工人的爷爷爸爸打走了，又被他们渴望富裕的子孙请了回来。人民中国第一任上海市长陈毅的铜像站在外滩的北头凝望十里洋场和黄浦江，而今天，在他目光里闪耀的霓虹更多是来自黄浦江对岸浦东新区的AURORA与CITIBANK。

 

卡洛斯是科隆人，住在上海好几年，他说他喜欢极了上海，除了没有新鲜空气这件事。上海的空气，或许比欧洲不如，但绝对比北京新鲜得多。四月的上海多雨，无雨的日子也是阴沉，以致于浦东其高无比的大厦常有半截淹没在云雾里。上海干净，繁华的大街不会烟尘蒸腾，无论大街小巷都没有遍地垃圾碎屑。上海的商城大而多，服务员会微笑，会解释客人自己还没有来得及意识到的细枝末节以致于琐碎小事，生怕最挑剔的顾客挑出毛病来。上海的餐厅多，料理茶餐匹萨大汉堡还有小杨生煎，价格都比想象的便宜。味道好卫生也好，不论大小餐厅，卫生间里一定有洗手液，水管里一定有充足的水可以流出来。街头巷尾的昼夜超市有两个牌号，“好德”和“可的”，门口都有煮着茶蛋和豆腐干的锅子，一律安着自动开关的大门。香港来的摄影师和导演到了上海，纷纷说：感觉像是回家了一样。

 

上海之大不是吹出来的。南京路一带的商业规模恐怕超过王府井、西单、国贸外加新街口的总和。白天的摩肩接踵和夜晚的流光溢彩，百年来生生不息的工商业城市的历史底蕴，是任凭北京无论怎样用钱堆用权力张扬也学不来三分的。北京有一个中心，四五个环线，越远离中心就越回到乡土。上海根本没有中心，不论从地铁的哪一站走出来，或者开车沿着哪条高架路疾驰下去，满目的摩登都是一样。延绵不绝的工厂和码头货港，插满晾衣杆的老弄堂填补在摩天楼之间的空隙里，弯弯的江水和依势而生的马路不分南北，教堂点缀在最显要的街口，当这一切在夜晚寂静时分流过我身旁的时候，时间的隔阂就消融了，历史的真实剧目四下开场，透过那些艾奥尼式柱，透过那些希腊雕塑，黑色大理石台阶，也透过镶嵌在海关门口的“海港工人的革命胜利”的浮雕，还有它隔壁那橱窗里的阿玛尼时装和上流餐厅洋楼门口西装笔挺的男服侍。上海滩的历史因这些结实的建筑所携带的资本主义的风骨而无法被中断。

 

说到钱，就不得不说到女人。周兄是上海本地人，已然娶了一位福建的贤良妻子。当他和我讲起来他曾经的上海女朋友，其攀比虚荣的家风和搜刮男人钱财之特点确实与我之前对上海女孩的耳闻出入不大。德国老板汉斯似乎也对上海女人有所耳闻，问我的意见，我说，恐怕孩子是父母影响的，父母虚荣孩子也难逃其臼。他说，“那又怎样？我也很物质，我有两个女儿”。这种戴劳力士开直升飞机的老爹当然物质，但是穷人老百姓也那样想恐怕生活就会变得不那么美妙了。在商业繁荣的上海有太多的名牌橱窗和保时捷，外来的潮流时髦随着清风就可以飘到每一个女人的鼻孔。上海女人都很漂亮，据我推断除了衣着打扮足够摩登以外，可能是人种、气候和上海的食物这三方面原因造成的。论到模样，眼睛和脸型恐怕是最重要的，那就从我在虹口区的二战犹太人纪念馆所遇到的那个做义务讲解员女孩说起吧。那个女孩就是典型的上海人，大眼睛，双眼皮，长睫毛，脸型是白晃晃的圆圆的一个，五官精致小巧又不失层次。上海在春秋属吴国界内，和华北中原一带的汉人本属于两个地方，蒙元和满清在北方建立统治之后，异族通婚使得北方汉人和南方汉人样貌习俗差异加大。此外华北常年多风沙、多曝晒，而长江沿岸气候湿润多阴雨，也造成皮肤色泽不同。另外一个造成美女的原因恐怕在于上海菜份量小。周兄说上海人吃饭更着重品尝味道的精细之美，而不是为了吃饱。在原材料和调味料上面都尽心竭力地处理，菜量肯定不会太多，这正是天然的健康饮食习惯的来源。

 

照片竖摆

 

 

照片横摆

 

 

作为自由摄影师，要在取得工作机会之前证明自己有能力担负起拍摄责任，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于是我需要一个网站，为我做过什么，和我能做到何种程度做一个证实。我的朋友吉乐告诉我，自由摄影师要发展则必须着重自我宣传，拥有网站只是开始，接着还要投寄宣传折页和幻灯片光盘到全世界的媒体和图片社，如果可能还要把照片摆到酒吧茶馆甚至画廊里去出售。在这个已然萎缩和被垄断的图片市场上做一个单枪匹马的自由摄影师是一种极大的挑战。

米兵兵（左一）是山东德州人，是我半个老乡。18岁的他是今天的成人礼的主角，他的同学朋友都来参加演礼。

米兵兵的父母兄弟都在北京生活，父母是商人。为了米兵兵成人冠礼，他们推掉了上午的工作。

除了米兵兵以外，他的家人都是第一次穿着汉服。活动组织者为他们穿着汉服。

 

 

男子成人行冠礼，女子成人行笄礼。米兵兵对着父母和奶奶下拜。

 

 

每次汉服活动都是汉服爱好者的一次节日。汉服爱好者来自各行各业，平均学历较高，平均年龄较低。

 

 

 

 

 

 

 

 

There is a pleasure in the pathless woods,
There is a rapture on the lonely shore,
There is society where none intrudes,
By the deep sea and music in its roar:
I love not man the less, but Nature more,
From these our interviews, in which i steal
From all I may be, or have been before,
To mingle with the Universe and feel
What I can ne'er express, yet cannot all conceal.
-Byron

 

 

 

 

 

上午九点，弥漫着污浊的带有甜味的烟气的东四环路上，轿车排起长龙，1039交通广播正在努力试图让寸步难移的司机们从脏空气与交通堵塞的烦躁里变得快乐起来。
“能够生活在这座城市里，我从心地里感到幸福......”
王嘉一在她主持的交通节目末尾，话里带着笑音儿，表达出她甜滋滋的心情，也为十七大期间的北京交通堵塞问题做出了无法替代的贡献。

 

郭德刚有段相声《我要幸福》，调侃了一个穷人，写照出社会中贫弱者的无奈。对于郭德刚描述的对象，那些身无一技、除了发财圆房别无他想的小老百姓的无奈和辛酸，解决的方法似乎只是：给他钱。十月十七日十七大报告最新精神正表达出党对人民幸福要求的特别关注：“创造条件让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里，一次和珅问纪晓岚说，我不图名，只求财，可你的名气已经够大，对于钱财也什么兴趣，就会整天得罪人，你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呢？纪晓岚答：我活的就是“一个滋味儿”。和珅和老百姓的幸福都在于钱，可纪晓岚的幸福在钱以外的某个东西上。得罪人也是幸福的一种实现形式？

 

摄影也常常是一种得罪人的差事。中国的摄影师很少关注中国以外的地方。中国人的眼界只是自己家，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国家，重要性依次衰落，至于别的国家，甚少关心。中国的摄影师如果伟大了，或者去世了，人们会形容他“一生深爱着自己的祖国，把镜头对准他的父老乡亲”。欧美摄影师可不一样，他们似乎生来就不是故乡的云，一定要飘到远方，不到动荡的地方冒险的，简直就是孬种。中国警察很奇怪，为什么摄影师总是对着别人家的丑事按快门？警察的价值显然在于"爱国主义",如果他们表里如一的话。

 

切格瓦拉年轻的时候也非常喜欢照相，不过他后来当了革命家又爱上了被人拍照的感觉。在切格瓦拉牺牲四十周年的时候，人们又一次提起他来。虽然格瓦拉曾经是古巴经济部长，但格瓦拉的幸福和钱没什么关系，他不但自己不需要钱，他甚至还要取消货币制度。他只有他的理想，虽然这理想已经被时间证伪。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全人类的，还是革命家的？格瓦拉大半生推广他的理想，但是从没有在古巴以外的任何地方受到过广大人民的欢迎，最终也被一个玻利维亚土豆农——切的拯救对象——给出卖了。到了今天，他只剩下一个传说还有一张大头照。

 

很多人说切格瓦拉死了以后的尸体很像圣画里的耶稣。阿根廷人切格瓦拉是为人民舍命流血，而拿撒勒人耶稣也是为人类舍命流血，就死的目的而言，他们确实很像。但耶稣的不同在于他的神性——他是上帝在人间的一位代表，他没有自我，确切地说，他不是人，而是神。耶稣死不是为了自己的理想，或者认同，而是神控制着他使他受死而制成救赎。格瓦拉呢？似乎凡革命家都没有谦卑低调的。

 

于是在人间，目标－价值可以分成三个阶层：
追求钱是为了肉身，那非常之庸俗，庸俗到俗人都一只眼享用它，一只眼鄙视它。
追求理想是为了灵魂的解放，非常之高尚，高尚到任何高尚的人都不能纯粹无暇地服侍它。
第三类是对我以外（他者）的爱，超过对自我的爱，消灭对自我的爱。亦即耶稣、使徒、神父（或者一定程度上的切格瓦拉？），他们所做的事情，那是一种最高级追求，将钱、理想、快乐、成就等一切人类行为的动因，视为污浊的源头，将至高真理植入大脑，受其支配，为之生，为之死。

 

这第三种人，在世间是存在的，但是数量必定极少。可能格瓦拉等唯理性建构论者的错误正是在于，把少数超人的标准推广到全人类身上去，那就是灾难的肇始了。人皆有罪，虽有救赎在，也不是人人都可以接受，所以看来这世界的堕落是必然的事情。

   

 

 

 

 

 

拆迁是解危排险还是发财致富？在社会充满了腐败前提下，人们更容易理解后者。

 

这样的写法透露出来的是拆迁方与被拆迁方之间尖锐的矛盾。

运动论、新胜旧，这是马克思主义真理，也是五十八年来砸毁过去记忆的根据。

新一代将会离开破旧的胡同。

每搬走一户人家，他们的房子就会立即被毁掉。

 

 

 

 

 

 

 

 

 

 

 

 

 

Jim Yardley

纽约时报 八月八日
星期三晚上，北京用天安门广场上的礼花与盛大庆典庆贺2008年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的日子。在离庆典不远的一个街区，孙若愚和她的姐姐注视着五彩的礼花滑过天际，与此同时，她们寸步也不敢离开他们的房屋。

 

她们也在等待着自己的倒计时。

 

这座两层的小楼是孙家先人从1840年开始经营糕点店的地方，他们的主顾曾经包括清朝的皇帝和大臣，但是从这个星期一开始，这座房屋被列入了拆毁名单。当地官员已经告知了孙家，这座建筑物前的道路将会是奥运会马拉松的跑道，所以政府要征用土地进行市政美化工程。一辆推土机就停在房屋旁边。

 

拆迁在前门地区并不是新闻。历史悠久的街道被夷为平地后，将会重新建起商业区，为奥运会服务。有点不同的是，这一次，孙女士始终拒绝搬迁。她是这条曾经商户林立的街道上最后一个坚定不移的留守者。园林部门已经在整个街区栽种了树苗，铺就了草坪，孙女士的房子在这中间很煞风景。

 

“我只是等他们来拆。”55岁的孙女士星期三下午在这座房屋里对记者说。她的抗议清晰地写在贴在门口的海报上，那上面用了中文和英文两种文字。“这是非法的！”一张海报宣称。“我不得不用我的生命捍卫我们的房屋！”。

 

来自官方的消息称，在倒计时一周年的一个星期里，北京进入了筹备奥运的日程表。体育馆和运动场接近完工。地铁和道路施工进入收尾阶段。国际奥委会主席 Jacques Rogge 告诉中国官方电视媒体说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工作“各方面都令人印象深刻”。

 

但另一个事实是，在把自己塑造成一座奥运城市的过程中，北京迁移了难以计数的居民，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给北京的市政改造工程和商业开发工程让路，使北京看起来显得更加现代而迷人。最近，一个来自欧洲研究机构的估计显示，北京奥运会开幕之时，将有一百五十万人口被驱逐或者转移居住地——这个数字很难被验证。如果说北京不是第一个大量移民的奥运主办城市，其建设工程的总量也足以令人惊愕。

 

孙家房屋的事情在网络上已经引起了一些关注，但是本地的报纸从未提及这件事。强制拆迁在中国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其他的一些坚决拒迁的案例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关注，并且把民众的怒火直接引向贪污腐败。一个专门术语“钉子户”，专门形容那些孤立在一片被拆毁了的废墟上的房屋所有者。

 

星期三，一群老百姓聚集在孙家房门口阅读着贴在门上的海报和政府文件。一面澳大利亚国旗挂在房屋后面。孙女士说她和她丈夫从北京移民到澳大利亚墨尔本已经十多年了。

 

她的父亲2001年用这间房屋重开饭馆之前，曾经长期将房屋出租，包括租给国营的副食店。孙女士说这个房子的位置曾经是前门地区名噪一时的糕点店。清朝时候，前门地区以其商店、省级宾馆和妓院闻名遐尔。在2006年春天，拆迁的通告贴遍这个地区的房屋，孙女士说，这个通告没有做任何解释。

 

几个月过去，这条街道上的一些商铺开始关张。今年春天的早些时候，当地政府发给孙家一个通知，要求孙家必须搬走，理由是政府要清除贫民窟。这个通知说市政府要将这条街道用作奥运会的马拉松跑道，所以任何沿线周边建筑都要被拆掉。

 

这份通知以感谢孙家支持北京奥运会作为结尾。上个星期五，官方又贴出了另一份通知，宣称市政府在八月六日以后的任何时间里，保留拆除这座房屋的权利。

 

“他们甚至没有和我们说话”孙女士说。当推土机星期三早晨来到孙家时，孙女士看到推土机驾驶员在房屋的后面。“我说，‘你们不能在这挖’”她接着讲“说完我就爬上推土机，这才让它停下。”

 

回到中国的孙女士曾经向澳大利亚大使馆求助。一个使馆工作人员建议孙女士低调处理这件事。孙女士说她被大使馆告知，使馆对这类事情的影响微乎其微，她应该在中国的法律系统中寻求一个解决办法。

 

一个中国官员参与过这桩事情，笔者在周三晚上拨打了他的手机，这位官员拒绝对此事做出评论。从电话的背景噪音里可以判断出，这名官员当时正身处天安门广场的庆典仪式之中。在那场庆典中，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重复宣读了一句口号，表明北京市民已经团结一心做好了迎接奥运的准备。

 

“我参与，我奉献，我快乐”他说。

 

在周三下午，当孙女士在她的房屋里接受记者采访的过程中，两名警官一而再再而三地打断采访，检查了记者的护照、记者证和身份证。他们问记者是不是要写关于这件事的文章，然后就走了。

 

孙女士相信，奥运会只是政府拆毁她家的原因之一。她说一名官员曾经告诉她，这个区域将来会建成一个街心公园，为奥运会服务，但是再往后这里会被开发成住宅和商业区。官方付给她家160万元，稍多于20万美元——这与这个区域将来作为北京最昂贵街区的应有价值脱节。一家人于是拒绝接受。

 

“不管他们付给多少钱，都不够在这个地方再买一处房子的。”她说，“我只要求仍旧住在这里”。

 

她补充说：“他们已经利用奥运会剥夺了太多老百姓的财产。他们正在违背奥运精神。”

 

所以，至今孙女士和她的姐姐，56岁的孙若男，还在等待着。楼下的饭馆已经关门。拆除临近的房子导致了很大的摇动，现在房屋的墙壁已经受损了。

 

这个家庭已经雇了保镖保护这对姐妹晚上在这空房子里睡觉时候的安全。

 

“有时候，我害怕他们马上就会来拆我们的房子，”孙女士说。“我会在窗口张望一番，如果我听到什么响动。”

 

原文载：http://www.nytimes.com/2007/08/09/world/asia/09china.html?pagewanted=1&ei=5088&en=31e9dd11dee33fee&ex=1344312000&partner=rssnyt&emc=rss

 

“坚决执行国务院305号令 产权调换是我的权力！”（权力应为权利）

七月十四日

 

文字被政府工作人员涂抹

七月十六日

 

“和谐社会非法强制拆迁制造不和谐事件！”

七月二十六日，强制拆迁裁决书贴出后。

 

此房屋八月三日将被强制拆除，此后这里将会变成一马平川的翠绿草坪，夹道迎接奥运会马拉松竞赛的来临。

 

 

 

 

 

未来的大栅栏地区将有有轨电车通行。

 

 

 

 

平房虽然简陋，但是家中不需要客厅：夏日傍晚在街头巷尾席地而坐，街坊四邻聚在一起“穷欢乐”，还有比这更惬意的客厅吗？

 

这对吃“低保”的钉子户夫妇不知道能坚持到哪一天早晨，那个早晨又将发生什么样的冲突？

在此居住了30年的袁先生坐在邻居家的废墟上等待那一切来临。

 

 

 

 

吴昊是个好学生，现住在已经被取缔的学校校舍里，而学校的教职工人都合并到了另外一个有资格办学的私立学校去了。

 

张爱萍是姐姐，10岁，弟弟张志强9岁。张爱萍热爱绘画，2003年被卡车碾压左脚踝，因无钱医治至今无法痊愈。

 

这个来自河南信阳的家庭有五女一子，大女儿20岁已经工作，二女儿初中刚毕业，小儿子只有2岁。全家收入来自父亲作司机领取的固定工资。

 

 

雨是煽情的水，诗人用它描绘忧伤。

当这种水夹带污秽从天而降在这城市里，人们只是防止它打湿自己的鞋袜。

有人喜欢雨天，因为她爱顾影自怜。

我知道原因，因为她的名字叫：蘑菇。

有人不喜欢雨天，因为她怕风雷闪电。

我知道原因，因为她的家乡是：花房。

 

我爱雨天的光，不爱雨天的水。

因为光可以写在永恒里，而雨水将在空降与流淌之后，消弭一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