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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 中国衣和中国礼米兵兵（左一）是山东德州人，是我半个老乡。18岁的他是今天的成人礼的主角，他的同学朋友都来参加演礼。
米兵兵的父母兄弟都在北京生活，父母是商人。为了米兵兵成人冠礼，他们推掉了上午的工作。
除了米兵兵以外，他的家人都是第一次穿着汉服。活动组织者为他们穿着汉服。
衣着的革命总是因时代变革而起。倡导人民在生活中穿着汉服的运动开始于2003年。四年前我第一次参加汉服宣传活动时，旁观者的不解、嘲笑以致于谩骂不绝于耳。但是今非昔比，经过接连不断地被官方媒体报道，和国学热在全国范围兴起，汉服和汉服运动逐步获得了它的尊严。汉服，这个传统文化复兴的标志之一，在这个中国人变得越来越自信，并且开始渴求重塑自我找回祖先失落的荣耀的时代，给了中国人，或者说中国主体民族汉族人一个既可以敬拜又可以穿着的文化图腾。
男子成人行冠礼，女子成人行笄礼。米兵兵对着父母和奶奶下拜。
汉服运动不光倡导人们穿着汉服，也提倡穿汉服演习周礼。成人礼，婚礼，节日礼，丧礼，祭祀礼，中国是一个礼仪大国。可叹的是现实中的礼仪大多服务于权力和金钱，内涵空洞流于虚伪。教人在成年时候谦逊地对着父母说一声感谢，并用一套沐浴更衣的的演礼强化他的责任感，这是一种精神实践，为生日蛋糕和压岁钱不能取代。这成人礼透露出的信息饱含儒家的哲学，敬天地，孝父母，尊伦常，君子求诸己最终内圣外王。
每次汉服活动都是汉服爱好者的一次节日。汉服爱好者来自各行各业，平均学历较高，平均年龄较低。
地大物博，历史悠远，文明深邃。无论在最好的时代，还是最糟糕的时代，中国人对自己的过去和自己的准则都非常自信。这种自信并非表现在对古训先贤的始终如一的尊敬，而是把来自远古的骄傲溶入骨髓血肉。不论是受外族统治还是自我施暴的时代，中国人对自我价值的珍视，丝毫都不会受到苦难逆境的动摇，反而会在其中诞出越发坚韧或者越发狡猾的生活哲学。是否可以说这是一种缺乏自省，耻于认错的性格呢？我想真正的君子并不缺少理性的自省，只是儒家希求的君子标准太高，实在难于到达而已。 11月1日 天主教的神父祝圣典礼天主教祝圣神父的典礼,和新教牧师按立典礼比较起来更隆重庄严。基督新教信仰认为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那些在教会里传经讲道的人并无高人一等的特殊地位，他们只是老师，是在牧养上帝信众的人，所以称为牧师。而天主教信仰认为教会的首领，主教，神父，神职人员，都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信徒必须籍着神职人员，才能与上帝沟通——信徒跪着向神父告解就是最典型的表现。因此在天主教中主教、神父都是有着神圣地位的人，是高于信徒的更加亲近上帝的人。
10月27日天津西关天主教堂为十位神父施行了祝圣礼。神父们通过七年以上的神学研修和信仰成长，终于被圣化成为上帝在人间的基础，可以开始为人施行洗礼，分发圣餐，主持圣礼。从此他们被列入了一个名单，一份可以上溯到纪元初开的时代，与彼得、保罗等耶稣的使徒灵脉相通。
天主教神父不但笃信上帝，也抛弃自己将一生奉献给上帝。他们没有家庭，没有子嗣，没有私产——放弃一切仿效耶稣在人间的做为。神父的父母，传统的中国父母，这些最看重香火传承的儒家精神根基，面对他们儿子从常人变成神父的人生转折，表露出含义复杂的伤感。我无法猜测这泪水里面的悲喜比例。
我个人为神父可以因着爱选择服侍上帝的道路而感动，因为在这条道路上只有舍弃世界和自我，直到一无所有地来到上帝面前，正如耶稣一样。
10月21日 婚外情也是情啊Image captured from the film "The Bridged of Madison County"
There is a pleasure in the pathless woods,
There is a rapture on the lonely shore, There is society where none intrudes, By the deep sea and music in its roar: I love not man the less, but Nature more, From these our interviews, in which i steal From all I may be, or have been before, To mingle with the Universe and feel What I can ne'er express, yet cannot all conceal. -Byron 这廊桥遗梦，基本上用了一个婚外情的故事揭示了人的感情真相，结果反而惊醒了茫然无措的已婚者，挽救了他们走到边缘的家庭。这有点矛盾，但矛盾得相安无事。如果说Francesca用对她承诺的履行、对家庭责任感，和默默忍受伤痛而抵销了他的不忠之咎，那么Robert也对这“四日之爱”表现出了足够的虔心与持守，以致于至死不渝。把骨灰撒在爱情发端的那条河流里——活着陪伴家人，把死后留给爱人——这样一个结局简直是完美，再有道德洁癖的人又能对这样永恒寓意下的婚外情发出怎样苛刻的谴责呢？
在生命的时间轴线上，四天和二十年不分长短，激情与平淡接踵而至，幸福可以是这样平静，也可以是那样浓烈——看来结婚这件事，还真有点问题。
非常奇怪，秋天一到，一个又一个同学开始准备结婚。为什么是秋天？总之是喜讯吧。但不知为什么，这让我想起我那八十多岁的爷爷仍在世的那几年，曾经收到一封又一封旧友的唁电。这同感的基础，似乎是自己被孤立的感觉。
一个朋友认为结婚荒谬，理由是感情不需要法律强制，强制妨碍情感变质之后自然而然的分离，而当财货再缠绕其中，庸俗的动机就淹没了纯粹的精神之花——爱情。她的结论就是“不能结婚”。我感觉这个说法超出了“正常”范围，表示不赞同，但我也只能从圣经里找出一些教条来作证。但我赞同她一点，那就是社会福利和社会公正的提高可以减少虚伪的婚姻。
我们中国人对结婚如此看重，似乎最初是基于农业文明对纯正血统繁殖的特别重视，因为田产家业总要由亲儿子继承下去。皇帝和几百个姘妇生上百个儿子，且只用纯洁的太监去服侍他的女人们，其目的也是一律。结婚之前夫妻互不认识，保媒拉线的平衡夫妻双方家族的财力和地位，然后完成一个等价交换。而且我们社会在传统上也没有一夫一妻的原则，对于男人，只要有钱就可以不限次数地纳妾——这也是很有面子的事情。因此我总是难以对婚姻产生特别崇高的联想。我们的社会对爱情这个存在并不尊重，对爱情与婚姻的关系也没有几条有逻辑的关联。崔莺莺情断西厢，林黛玉泪尽而逝，梁祝的爱情在坟冢上化蝶，武大朗的老婆爱上富翁帅哥西门庆，不能离婚也禁不住议论，必得铤而走险毒害亲夫——我们古典小说个个都在告诫青年，千万不要由着性子追求哪门子爱情，结局只有悲剧。 10月17日 从天堂中逐出的动物上午九点，弥漫着污浊的带有甜味的烟气的东四环路上，轿车排起长龙，1039交通广播正在努力试图让寸步难移的司机们从脏空气与交通堵塞的烦躁里变得快乐起来。
“能够生活在这座城市里，我从心地里感到幸福......” 王嘉一在她主持的交通节目末尾，话里带着笑音儿，表达出她甜滋滋的心情，也为十七大期间的北京交通堵塞问题做出了无法替代的贡献。 郭德刚有段相声《我要幸福》，调侃了一个穷人，写照出社会中贫弱者的无奈。对于郭德刚描述的对象，那些身无一技、除了发财圆房别无他想的小老百姓的无奈和辛酸，解决的方法似乎只是：给他钱。十月十七日十七大报告最新精神正表达出党对人民幸福要求的特别关注：“创造条件让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里，一次和珅问纪晓岚说，我不图名，只求财，可你的名气已经够大，对于钱财也什么兴趣，就会整天得罪人，你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呢？纪晓岚答：我活的就是“一个滋味儿”。和珅和老百姓的幸福都在于钱，可纪晓岚的幸福在钱以外的某个东西上。得罪人也是幸福的一种实现形式？
摄影也常常是一种得罪人的差事。中国的摄影师很少关注中国以外的地方。中国人的眼界只是自己家，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国家，重要性依次衰落，至于别的国家，甚少关心。中国的摄影师如果伟大了，或者去世了，人们会形容他“一生深爱着自己的祖国，把镜头对准他的父老乡亲”。欧美摄影师可不一样，他们似乎生来就不是故乡的云，一定要飘到远方，不到动荡的地方冒险的，简直就是孬种。中国警察很奇怪，为什么摄影师总是对着别人家的丑事按快门？警察的价值显然在于"爱国主义",如果他们表里如一的话。
切格瓦拉年轻的时候也非常喜欢照相，不过他后来当了革命家又爱上了被人拍照的感觉。在切格瓦拉牺牲四十周年的时候，人们又一次提起他来。虽然格瓦拉曾经是古巴经济部长，但格瓦拉的幸福和钱没什么关系，他不但自己不需要钱，他甚至还要取消货币制度。他只有他的理想，虽然这理想已经被时间证伪。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全人类的，还是革命家的？格瓦拉大半生推广他的理想，但是从没有在古巴以外的任何地方受到过广大人民的欢迎，最终也被一个玻利维亚土豆农——切的拯救对象——给出卖了。到了今天，他只剩下一个传说还有一张大头照。
很多人说切格瓦拉死了以后的尸体很像圣画里的耶稣。阿根廷人切格瓦拉是为人民舍命流血，而拿撒勒人耶稣也是为人类舍命流血，就死的目的而言，他们确实很像。但耶稣的不同在于他的神性——他是上帝在人间的一位代表，他没有自我，确切地说，他不是人，而是神。耶稣死不是为了自己的理想，或者认同，而是神控制着他使他受死而制成救赎。格瓦拉呢？似乎凡革命家都没有谦卑低调的。
于是在人间，目标－价值可以分成三个阶层：
追求钱是为了肉身，那非常之庸俗，庸俗到俗人都一只眼享用它，一只眼鄙视它。 追求理想是为了灵魂的解放，非常之高尚，高尚到任何高尚的人都不能纯粹无暇地服侍它。 第三类是对我以外（他者）的爱，超过对自我的爱，消灭对自我的爱。亦即耶稣、使徒、神父（或者一定程度上的切格瓦拉？），他们所做的事情，那是一种最高级追求，将钱、理想、快乐、成就等一切人类行为的动因，视为污浊的源头，将至高真理植入大脑，受其支配，为之生，为之死。 这第三种人，在世间是存在的，但是数量必定极少。可能格瓦拉等唯理性建构论者的错误正是在于，把少数超人的标准推广到全人类身上去，那就是灾难的肇始了。人皆有罪，虽有救赎在，也不是人人都可以接受，所以看来这世界的堕落是必然的事情。 10月2日 拆迁区的国庆十月一日《物权法》开始生效，法律专家解释说这个法律短期内对现实无法产生多少影响。就在一个星期前的晚上，也是中秋节前夜，正当宣武区大吉片拆迁地的老百姓熟睡的时候，拆迁公司派人用白粉在纵横十几条胡同的墙壁上粉刷了数百个拆字，其字距密度、字体大小都是前所未见的。让我最难忘的，并不是这蔚为壮观的犹如现代艺术的巨型拆字，而是一个中年人提着扫把和簸箕站在他家门口的拆字前，向我诉说他五十年来对这条胡同的感情。这位大叔让我多拍几张照片，虽然这中秋节礼物一般的“拆”字分明就是故意用来与老百姓斗气的，但是这所有的一切以后就都消失不见，说着说着，他竟然淌下两行热泪来。 这样的写法透露出来的是拆迁方与被拆迁方之间尖锐的矛盾。
运动论、新胜旧，这是马克思主义真理，也是五十八年来砸毁过去记忆的根据。
新一代将会离开破旧的胡同。
每搬走一户人家，他们的房子就会立即被毁掉。
拆字仿佛是一种现代艺术，作为一个时代符号的“拆”透露出来的是难以抑制的攫取财富的欲望和权力炫耀欲。人们在痛恨官府嚣张作风和腐败的同时也十分羡慕那些可以从中受惠的“权力关系户”。但是老百姓的良知也并非只为求财，在街头巷尾的时聚时散三五成群的讨论会中，“公平”“公正”和“公开”的拆迁是所有人的共同期盼。但是很遗憾，这三个词在我们可爱的祖国的大江南北，至今还只是一句和“拆”一起写在墙上的口号。
9月30日 拆房子和拍电影，不打不相识在这个秋天第一个令我感觉冷的夜晚，我遇见了一件有点危险的事情。
今天夜晚，菜市口－罗马市大街以南，一个摄制组在一片胡同拆迁的废墟上拍戏。据围观的老百姓说，剧情大约是关于残疾人自强不息的题材，暂用名称是：《站起来》。当我在一片漆黑中我看到日光白色的灯光点亮了一片断壁残垣，我决定给人们对胡同废墟的这种特殊利用方式，照一张照片。于是我绕着这群人转了几圈，终于拍了一张照片。这时候，剧组的人里面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了我，不久，一个三十岁的男人朝我走了过来，开始盘问我。当他知道我拍摄了一张照片后，语气坚定地要求我删除。
随即我问他了他两个问题：
1、你要我删除照片的根据是什么？ 2、你是否有权这样做？ 当我开始开口问话，而不是顺从对方立即删除照片的时候，更多的场工（灯光器材助理）围了上来，一名场工把我推到较为低洼的地方，一群人站在高处的瓦砾上。三十岁男人身穿奥组卡登山衣，脸盘圆满，讲话有些我难以辨认的口音。他高声告诉我说：
场地的摄制人员有肖像权，剧组对设备拥有财产权，因此拍照必须通过剧组允许，否则就是“偷拍”，是非法行为。同时，电影还没有开始宣传，任何关于剧组的照片都是“泄密”。
在此后的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内，我声称拆迁地区是公共场所，而非制作方租用的制片厂，不需要取得对方允许；当我进入现场开始拍照片时候，没有人对我提过任何要求或者加以阻止；同时我的照片是用于摄影报道，是促进公益的行为，为合法使用肖像，即便其中包括在场人员形象，也不构成侵权，何况图片人员微小且模糊，无法分辨出人脸。因此我坚持不删除照片。这时，在场的十几个场工里面，有的开始叫骂，并且发出打人威胁。圆脸三十岁男人开始使用脏字，情绪急躁，并且声称再不删除就要“自己动手删除”也就是抢机器，并且要开始满足我的“找揍”。这时候，我发现，已经被拆除得形同荒野的一片瓦砾中，除了这几位摄制组的人员和他们的摄影机、阿莱电影灯以外，没有第三方人员在场，如果他们殴打我或者损坏我的器材的话，将没有目击者为我作证，那么除非他们对我造成严重人身伤害，否则我一个人将会陷于被动。
于是我选择让步。我在删除照片之前，我对他们说：“现在我被迫删除照片，因为我发现在这个无人地区，我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你们有点无法无天。”这时场工里面一个年轻人冲上来贴近我，对我开始谩骂，并且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不立刻删除照片，就抢夺机器，打人。删除之后我被允许离开，并且被人监视不得再次接近摄制组所在地，直到我走远。
离开那地方之后我决定做两件事：第一是详细了解一下关于肖像权的法律详情，以备未来工作中把握分寸；第二是求主帮助他们，还有我自己，脱离凶恶，以求罪得赦免。接着和两个朋友讲这件事，第一位让我原谅对方的愚昧，第二位让我好好休息，早日习惯这样的生活。
而据说，这个剧组在拍摄的竟然还是一部反应残疾人维权、自强不息的影片。我知道，主创人员和场工是不同的，但他们起码是纵容者，他们允许他们的工作人员做出违反他们作品思想的事情。
我就此所联想到的是秩序问题。用暴力，还是讲法律？法律是不是不依靠暴力威慑就没有权威？是否真如马克思主义所认为，国家法律的权威性来自暴力机关的维持？
政府强制拆除百姓房子的时候，强制执行中，压阵的是警察与法院工作人员，但实际操作依靠的是冲在警察和法院前面的灰色制服的保安和“迷彩服”保安——一种不明身份的打手。这些保安和打手多雇佣外地打工者，因为他们身上没有警服，所以做起事来相对利落，少顾虑。这种执行者的置换，体现出的内涵就是，当代表权威机构、国家的人员有可能受到舆论或者法律的约束的时候，事实并非是法律真的产生对权力的约束力，而是被法律约束的人去雇用可以不受约束的“偶人”来替代他们做不好看、不名誉的事情。
亦是说，当法律上开始讲不通的时候，比如大规模集中土地使用权的过程遇到私房房主的抵制，也就是暴力开始替代法律的时候。那么于是，每当出现巨大利益潜伏之时，那些有能力绕开法律的势力就会开始思考如何适当地使用暴力，这势力包括官方背景的商人，还有与政权联姻的商人，或者本身就是政权的一员。如果失去公平，如果不是人人平等面对，那么法律这个东西，岂不是从天平变成了AK－47，不但可以被装弹、瞄准，而且还可以买卖和出租吗？
我们的法律是一个多云的天空，很多人生活在云的间隙投射下的阳光里，幸福而满足；也有一些人因为天然因素或者主观追求，便生活在被云遮挡的阴影里，无助而恐惧。云会随风飘动，谁又能永得这类法律的光照呢？每个人随时可能变成这样，或者那样，喜形于色或者疯狂起来，幸运光临或者大难临头，退让偷安，或者站起来抗争——这似乎只是宿命，难以琢磨。 8月10日 『转贴』小小房屋挑战奥运雄心Jim Yardley
纽约时报 八月八日
星期三晚上，北京用天安门广场上的礼花与盛大庆典庆贺2008年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的日子。在离庆典不远的一个街区，孙若愚和她的姐姐注视着五彩的礼花滑过天际，与此同时，她们寸步也不敢离开他们的房屋。 她们也在等待着自己的倒计时。
这座两层的小楼是孙家先人从1840年开始经营糕点店的地方，他们的主顾曾经包括清朝的皇帝和大臣，但是从这个星期一开始，这座房屋被列入了拆毁名单。当地官员已经告知了孙家，这座建筑物前的道路将会是奥运会马拉松的跑道，所以政府要征用土地进行市政美化工程。一辆推土机就停在房屋旁边。
拆迁在前门地区并不是新闻。历史悠久的街道被夷为平地后，将会重新建起商业区，为奥运会服务。有点不同的是，这一次，孙女士始终拒绝搬迁。她是这条曾经商户林立的街道上最后一个坚定不移的留守者。园林部门已经在整个街区栽种了树苗，铺就了草坪，孙女士的房子在这中间很煞风景。
“我只是等他们来拆。”55岁的孙女士星期三下午在这座房屋里对记者说。她的抗议清晰地写在贴在门口的海报上，那上面用了中文和英文两种文字。“这是非法的！”一张海报宣称。“我不得不用我的生命捍卫我们的房屋！”。
来自官方的消息称，在倒计时一周年的一个星期里，北京进入了筹备奥运的日程表。体育馆和运动场接近完工。地铁和道路施工进入收尾阶段。国际奥委会主席 Jacques Rogge 告诉中国官方电视媒体说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工作“各方面都令人印象深刻”。
但另一个事实是，在把自己塑造成一座奥运城市的过程中，北京迁移了难以计数的居民，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给北京的市政改造工程和商业开发工程让路，使北京看起来显得更加现代而迷人。最近，一个来自欧洲研究机构的估计显示，北京奥运会开幕之时，将有一百五十万人口被驱逐或者转移居住地——这个数字很难被验证。如果说北京不是第一个大量移民的奥运主办城市，其建设工程的总量也足以令人惊愕。
孙家房屋的事情在网络上已经引起了一些关注，但是本地的报纸从未提及这件事。强制拆迁在中国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其他的一些坚决拒迁的案例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关注，并且把民众的怒火直接引向贪污腐败。一个专门术语“钉子户”，专门形容那些孤立在一片被拆毁了的废墟上的房屋所有者。
星期三，一群老百姓聚集在孙家房门口阅读着贴在门上的海报和政府文件。一面澳大利亚国旗挂在房屋后面。孙女士说她和她丈夫从北京移民到澳大利亚墨尔本已经十多年了。
她的父亲2001年用这间房屋重开饭馆之前，曾经长期将房屋出租，包括租给国营的副食店。孙女士说这个房子的位置曾经是前门地区名噪一时的糕点店。清朝时候，前门地区以其商店、省级宾馆和妓院闻名遐尔。在2006年春天，拆迁的通告贴遍这个地区的房屋，孙女士说，这个通告没有做任何解释。
几个月过去，这条街道上的一些商铺开始关张。今年春天的早些时候，当地政府发给孙家一个通知，要求孙家必须搬走，理由是政府要清除贫民窟。这个通知说市政府要将这条街道用作奥运会的马拉松跑道，所以任何沿线周边建筑都要被拆掉。
这份通知以感谢孙家支持北京奥运会作为结尾。上个星期五，官方又贴出了另一份通知，宣称市政府在八月六日以后的任何时间里，保留拆除这座房屋的权利。
“他们甚至没有和我们说话”孙女士说。当推土机星期三早晨来到孙家时，孙女士看到推土机驾驶员在房屋的后面。“我说，‘你们不能在这挖’”她接着讲“说完我就爬上推土机，这才让它停下。”
回到中国的孙女士曾经向澳大利亚大使馆求助。一个使馆工作人员建议孙女士低调处理这件事。孙女士说她被大使馆告知，使馆对这类事情的影响微乎其微，她应该在中国的法律系统中寻求一个解决办法。
一个中国官员参与过这桩事情，笔者在周三晚上拨打了他的手机，这位官员拒绝对此事做出评论。从电话的背景噪音里可以判断出，这名官员当时正身处天安门广场的庆典仪式之中。在那场庆典中，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重复宣读了一句口号，表明北京市民已经团结一心做好了迎接奥运的准备。
“我参与，我奉献，我快乐”他说。
在周三下午，当孙女士在她的房屋里接受记者采访的过程中，两名警官一而再再而三地打断采访，检查了记者的护照、记者证和身份证。他们问记者是不是要写关于这件事的文章，然后就走了。
孙女士相信，奥运会只是政府拆毁她家的原因之一。她说一名官员曾经告诉她，这个区域将来会建成一个街心公园，为奥运会服务，但是再往后这里会被开发成住宅和商业区。官方付给她家160万元，稍多于20万美元——这与这个区域将来作为北京最昂贵街区的应有价值脱节。一家人于是拒绝接受。
“不管他们付给多少钱，都不够在这个地方再买一处房子的。”她说，“我只要求仍旧住在这里”。
她补充说：“他们已经利用奥运会剥夺了太多老百姓的财产。他们正在违背奥运精神。”
所以，至今孙女士和她的姐姐，56岁的孙若男，还在等待着。楼下的饭馆已经关门。拆除临近的房子导致了很大的摇动，现在房屋的墙壁已经受损了。
这个家庭已经雇了保镖保护这对姐妹晚上在这空房子里睡觉时候的安全。
“有时候，我害怕他们马上就会来拆我们的房子，”孙女士说。“我会在窗口张望一番，如果我听到什么响动。”
7月29日 珠市口南大街，正阳居饭馆“坚决执行国务院305号令 产权调换是我的权力！”（权力应为权利）
七月十四日
文字被政府工作人员涂抹
七月十六日
“和谐社会非法强制拆迁制造不和谐事件！”
七月二十六日，强制拆迁裁决书贴出后。
此房屋八月三日将被强制拆除，此后这里将会变成一马平川的翠绿草坪，夹道迎接奥运会马拉松竞赛的来临。
7月27日 没有工作的工作到处找人聊天，和我的潜在的拍摄对象每天聊天，间或拍一点照片，这就是我一个月来的生活。摄影师可以分成聊天的和不聊天的，我属于前者，因为我需要和他们建立彼此的信任，以及拓宽我的信息通路。
同志们同胞们不太明白什么是自由职业，纷纷打破砂锅问到底：到底谁给你发钱？我的钱虽然不多，来路却很多：给这个企业干一天，给那个公司干一天，运气好图片社给我一个钱多多型派遣，剩下的许多时间自己拍一点自讨没趣然而意义非凡的照片，或许日后可以兑换稿费，或许不能。有些邻居大婶会斜着眼睛用锐利的眼白照出我找不到工作的窘迫本质来，我只能灿烂地微笑，因为我的生活总是令我的微笑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
我满足于可以凭我的判断去拍照的生活。我满足于我可以自给自足又可以为我的信念工作的生活。我满足于我可以坦诚地向任何人谈论任何事的生活。我满足于我的工作成果受到令人尊重的人的越来越多肯定的生活。
如果说我还有什么不满足，对于我的工作，那就是我常常感到无所适从。我没有任何利用价值，我不是记者不能给别人伸冤雪恨，我也不能下情上达，我对采访对象只是全然的平等，所以有的时候采访对象不接纳我，认为我毫无用处。人们经常不理解我工作的意义，我也经常不确定我的工作方式是不是最佳。我有时会感到花费大量时间去聊天有点事倍功半，也有时会因为错失了一个拍摄良机而遗憾不已。但是感谢上帝经常在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做出美善的预备，让我在遗憾和怀疑之后得以继续，不会坠入绝望。
这就是我的工作，一份没有工作的工作。我将会继续，直到耶稣再来的那天。我希望那一天我正在坦然无惧地工作，照一张相片，让他看到我最好的人生就是如此度过的。 7月17日 美容型工程前门南大街及其周边整个区域已经成了一个大工地。工地的四周有很高很高的密不透风的围墙，墙的下面是古香古色的砖形外饰，上面是这一地区美好的未来图景的巨幅喷绘画卷。我不清楚这一道高大亮丽的围墙，花费了多少钱，想必和付给动迁居民的钱源自一处。未来正在向奥林匹克的北京飞奔，而北京这个臃肿的城市也正在抓紧时机，在短暂的青春期里急速地发育。
未来的大栅栏地区将有有轨电车通行。 7月16日 草地与住宅前门南大街的两侧，西属宣武，东属崇文。现在因为要开奥运会，这条大街两侧要遍种草坪，但在不久之前，这里满是人们的住宅。草坪是美化市容的，住宅是人的栖身之所，如果要讨论这两者谁更重要，那就非要从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与现实国情说起不可了。
集体主义精神
无论从古之君臣关系还是从今之党群关系而论，我国的一个真理性逻辑便是：个人要服从集体、小我要服从大局。那么套用公式之后可见：国家的”铺草地计划“代表整体，个人的住宅代表局部，住宅服从铺草地，草地赢得第一回合。
运动式治国
运动是一个强力旋涡，力量惊人，方向唯一，它不是把船吸到海底，就是把房子掀到天上。58年来旋涡一个接一个，自从奥运牌旋涡来到中国以后，借着本来就已经紊乱得上窜下跳的大气扰动，已经把这个国家的人民吹得high上了天，自然掀房子的事也是在所难免的。
腐败
拆迁补偿款应该给多少？这个账目有点难算，尤其是在不开灯的小黑屋里打算盘。钱的转手之中有没有损耗，政策的执行之中有没有折扣，法律对物权所有者的保护有没有失效，民众的知情权有没有被褫夺？如果都没有，自然也就天下太平了，哪还有强制拆迁一回事呢？
平房虽然简陋，但是家中不需要客厅：夏日傍晚在街头巷尾席地而坐，街坊四邻聚在一起“穷欢乐”，还有比这更惬意的客厅吗？
这对吃“低保”的钉子户夫妇不知道能坚持到哪一天早晨，那个早晨又将发生什么样的冲突？
在此居住了30年的袁先生坐在邻居家的废墟上等待那一切来临。
一切都会像这样结束，但是终究有人要问一问这是为什么。 7月7日 城中村一瞥城中村是一个贬义词。至少在官方视野里，城中村是城市里堆满污垢与危机四伏的角落。户外的灶台，遍地的污水、苍蝇居住的垃圾堆、恶臭的厕所，还有简陋的小诊所，以及那些年轻的背井离乡的打工男女和他们所孕育的第二代村民，那些在街巷里随处可见跑来跑去的儿童——这就是典型的城中村生存空间。外来人口聚集在这城市边缘廉价的出租屋里生息繁衍，揣着自己的未来梦，那就是成为，或者让自己的孩子成为这城市的一员。
但是户籍制度不许外来者分享一座城市的福利，而这种制度最不幸的受害者就是孩子。城乡收入差距和教育机会不均等在根本上制造了城中村里居民的贫困，普遍的超生现象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贫困，而因为户口与居住地的相异导致孩子无法享受义务教育则使得这种家族贫困走上极端，并且得以延续。城中村的孩子本地就学有两条道路，一是每年花费一万元“赞助费”进入公立学校，二是每年花费一千六百元进入私立的“打工子弟学校”。在2005年以来，政府大力取缔打工子的学校，但是仍旧有一些此类学校通过改换名目，或者通过贿赂当地官员，得以生存下来，继续为没有本地户口的孩子提供相对廉价的基础教育。
或许生活在城中村并不是一场灾难，但基本权利不平等所带来的痛苦孩子们或许并不会很快明白。
吴昊是个好学生，现住在已经被取缔的学校校舍里，而学校的教职工人都合并到了另外一个有资格办学的私立学校去了。
张爱萍是姐姐，10岁，弟弟张志强9岁。张爱萍热爱绘画，2003年被卡车碾压左脚踝，因无钱医治至今无法痊愈。
这个来自河南信阳的家庭有五女一子，大女儿20岁已经工作，二女儿初中刚毕业，小儿子只有2岁。全家收入来自父亲作司机领取的固定工资。
6月24日 rainy day雨是煽情的水，诗人用它描绘忧伤。
当这种水夹带污秽从天而降在这城市里，人们只是防止它打湿自己的鞋袜。
有人喜欢雨天，因为她爱顾影自怜。
我知道原因，因为她的名字叫：蘑菇。
有人不喜欢雨天，因为她怕风雷闪电。
我知道原因，因为她的家乡是：花房。
我爱雨天的光，不爱雨天的水。
因为光可以写在永恒里，而雨水将在空降与流淌之后，消弭一空。
6月11日 我的最后一份作业《现代启示录》里的《女武神》
以前听到两个人说喜欢瓦格纳的音乐：一个是战地记者唐师曾，一个是我的同学单雷。唐师曾在他的书里说每当他开着吉普车奔赴事发现场时，或者在烈日的沙漠公路间做长途奔袭时，他最喜欢在车里大声地播放瓦格纳的音乐，因为采访对于他来说就是一种战斗，而瓦格纳的音乐就是他的冲锋号。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有一部电影叫做《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那里出现过与此类似的情景——音乐变成冲锋号。而单雷同学喜欢瓦格纳的理由似乎是来自于他对“成功者”和“英雄”的崇拜。在他的思想里，民主政治很重要，但个人英雄主义似乎更加重要，他希望能够有能力（财富）绝对地驾驭命运。
《现代启示录》这部电影是对战争的反思——这种反思中立于政府宣传与反战宣传，它建立在对“人”本身的困境的观察上，是对人面对自身罪恶的无奈与容忍的矛盾心理，以及对超越罪恶寻求救赎的愿望的描述。要描述这种矛盾与愿望，除了需要客观的立场以外，还需要十分准确地对人的处境和人的心理色彩，通过声画手段做出准确的再现与渲染，这种渲染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画面与音乐的配合及其衔接。
业已成为电影配乐经典篇章的《现代启示录》中的一个段落，美军第一步兵师奇袭越共据点“云东道村（Vin Drin Dop）”，其逼真惨烈的战斗让每一个观众过目难忘的同时，也深切地记住了那段令人闻之亢奋的乐曲。这段音乐的曲名字叫做《骑行的瓦尔基里（女武神）（The Ride of the Valkyries）》，来自于德国音乐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的四幕乐剧《尼伯龙根的指环》（Der Ring des Nibelungen）》中的一段八分钟的序幕合唱曲。
作曲家瓦格纳是一个受到争议的音乐大师。他的争议一般来自于他的人品以及敌视犹太人的种族主义与反对基督教的思想观点。瓦格纳的作品充满了自信，甚至是自负，狂妄的民族主义，以致于希特勒常常说：“凡是想要了解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的人必须了解瓦格纳。”《骑行的瓦尔基里（女武神）》这一唱段特别集中地表现出了作曲家崇尚武力，热爱超人（英雄），视战斗中的死亡为高贵的精神内涵。
越共，跑吧！（Run charlie run!）
女武神（Valkyries）是日尔曼神话传说中的诸神之一，指的是众神之主佛旦·奥丁（Wotan,Odin）的八个女儿。佛旦·奥丁虽说是诸神的领袖，但是在他身上却一点不具备神圣的色彩，他贪婪，背信又好色，他的最后一个女儿，整个剧目贯穿始终的女主角，布琳希德（Brunnhilde），竟然是通过强暴一个女神而得来的。佛坦·奥丁把自己的八个女儿培养成女武神的目的是要让他们从各地带领濒死的勇士回到英灵殿（Valhalla）以巩固那里的守备力量，同时计划让这些他亲生的女武神帮他击败那个偷走莱因河河底黄金并要借此统治世界的野心家阿贝利希（Alberich）。莱因河的黄金可以打造成魔力戒指，女人带上可以永葆贞操，完全不好色的男人带上就可以拥有世界所有的财富和权力。因此整个剧情也就围绕着神仙们对世界的统治权尔虞我诈的争夺展开。由此可见，这个天上神的故事与人间一点也没有分别，所以基督教在其盛行的中世纪把这类欧洲各地乡土神话视为邪教加以清洗。
然而导演为什么要在这里使用这一段音乐呢？女武神所服务那位神主佛坦·奥丁要维持其对世界的统治权威，他先背信弃义引起争端，又苦心孤诣维持平衡，在众多私心膨胀斜欲横流的神仙怪物中间纵横捭阖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无疑让人联想到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政府要遏止苏联为首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势力扩张，一步一步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沼泽之中。它所杀伤的越共多于自己军队的死亡人数，但是他仍旧最终战败，令越共统治了全越南。同时，苏联与中国援助下的越共的兴起及随后的胜利也将那个国家拖入了一场甚于一场的灾难循环之中。瓦格纳《指环》四幕乐剧的最后一幕是《诸神的黄昏(Gotterdammerung)》，这些日尔曼原始的神并不是永恒的，随着神界的整体性的堕落，诸神最终被用以火化英雄的烈火吞噬，最终全部烟消云散了。与神话的结尾一样，美国与越南也都是失败者，他们没有一个从中得到永恒的价值。
这样看来，当直升机步兵师侵入越共领地时播放的心理战术音乐《骑行的瓦尔基里（女武神）》似乎并非是对不可一世的强大者的高超能力的烘托，而是一种暗喻，它喻示着整个战争的疯狂与人类的堕落，一如佛坦与诸神曾经走向的灭亡。因此这段音乐的存在是神形兼备的，也成就了一段完全经典的影片配乐案例。
《尼伯龙根的指环》资料来自维基百科全书：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Der_Ring_des_Nibelungen&variant=zh-cn 参考： 《第三的国的兴亡》威廉·夏尹勒 《古典作曲家排行榜》菲尔·G·古尔丁 6月8日 我在高尔夫草场上的阳光里睡个了午觉北京宣传台的《城市》节目今天中午讨论了富人超生的问题——花20万可以为超生婴儿上户口，名人富人超生趋势加速。20万是多少钱呢？是一个部门经理40个月的薪水？是八通线尽头再加二十分钟摩的才能抵达的一套小门小窗的房屋的首付？还是飞到地球另一端留学一年的费用？似乎是的，不过，说话之间一切都正在发生着改变，赚钱要尽快，买房要尽早，如果晚了，不穷死也要郁闷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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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 18年后仍旧是春夏之交的北京三瞥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老外游客是朋友；在海利根达姆的八国峰会上，老外政客是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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