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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30 拆房子和拍电影，不打不相识在这个秋天第一个令我感觉冷的夜晚，我遇见了一件有点危险的事情。
今天夜晚，菜市口－罗马市大街以南，一个摄制组在一片胡同拆迁的废墟上拍戏。据围观的老百姓说，剧情大约是关于残疾人自强不息的题材，暂用名称是：《站起来》。当我在一片漆黑中我看到日光白色的灯光点亮了一片断壁残垣，我决定给人们对胡同废墟的这种特殊利用方式，照一张照片。于是我绕着这群人转了几圈，终于拍了一张照片。这时候，剧组的人里面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了我，不久，一个三十岁的男人朝我走了过来，开始盘问我。当他知道我拍摄了一张照片后，语气坚定地要求我删除。
随即我问他了他两个问题：
1、你要我删除照片的根据是什么？ 2、你是否有权这样做？ 当我开始开口问话，而不是顺从对方立即删除照片的时候，更多的场工（灯光器材助理）围了上来，一名场工把我推到较为低洼的地方，一群人站在高处的瓦砾上。三十岁男人身穿奥组卡登山衣，脸盘圆满，讲话有些我难以辨认的口音。他高声告诉我说：
场地的摄制人员有肖像权，剧组对设备拥有财产权，因此拍照必须通过剧组允许，否则就是“偷拍”，是非法行为。同时，电影还没有开始宣传，任何关于剧组的照片都是“泄密”。
在此后的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内，我声称拆迁地区是公共场所，而非制作方租用的制片厂，不需要取得对方允许；当我进入现场开始拍照片时候，没有人对我提过任何要求或者加以阻止；同时我的照片是用于摄影报道，是促进公益的行为，为合法使用肖像，即便其中包括在场人员形象，也不构成侵权，何况图片人员微小且模糊，无法分辨出人脸。因此我坚持不删除照片。这时，在场的十几个场工里面，有的开始叫骂，并且发出打人威胁。圆脸三十岁男人开始使用脏字，情绪急躁，并且声称再不删除就要“自己动手删除”也就是抢机器，并且要开始满足我的“找揍”。这时候，我发现，已经被拆除得形同荒野的一片瓦砾中，除了这几位摄制组的人员和他们的摄影机、阿莱电影灯以外，没有第三方人员在场，如果他们殴打我或者损坏我的器材的话，将没有目击者为我作证，那么除非他们对我造成严重人身伤害，否则我一个人将会陷于被动。
于是我选择让步。我在删除照片之前，我对他们说：“现在我被迫删除照片，因为我发现在这个无人地区，我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你们有点无法无天。”这时场工里面一个年轻人冲上来贴近我，对我开始谩骂，并且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不立刻删除照片，就抢夺机器，打人。删除之后我被允许离开，并且被人监视不得再次接近摄制组所在地，直到我走远。
离开那地方之后我决定做两件事：第一是详细了解一下关于肖像权的法律详情，以备未来工作中把握分寸；第二是求主帮助他们，还有我自己，脱离凶恶，以求罪得赦免。接着和两个朋友讲这件事，第一位让我原谅对方的愚昧，第二位让我好好休息，早日习惯这样的生活。
而据说，这个剧组在拍摄的竟然还是一部反应残疾人维权、自强不息的影片。我知道，主创人员和场工是不同的，但他们起码是纵容者，他们允许他们的工作人员做出违反他们作品思想的事情。
我就此所联想到的是秩序问题。用暴力，还是讲法律？法律是不是不依靠暴力威慑就没有权威？是否真如马克思主义所认为，国家法律的权威性来自暴力机关的维持？
政府强制拆除百姓房子的时候，强制执行中，压阵的是警察与法院工作人员，但实际操作依靠的是冲在警察和法院前面的灰色制服的保安和“迷彩服”保安——一种不明身份的打手。这些保安和打手多雇佣外地打工者，因为他们身上没有警服，所以做起事来相对利落，少顾虑。这种执行者的置换，体现出的内涵就是，当代表权威机构、国家的人员有可能受到舆论或者法律的约束的时候，事实并非是法律真的产生对权力的约束力，而是被法律约束的人去雇用可以不受约束的“偶人”来替代他们做不好看、不名誉的事情。
亦是说，当法律上开始讲不通的时候，比如大规模集中土地使用权的过程遇到私房房主的抵制，也就是暴力开始替代法律的时候。那么于是，每当出现巨大利益潜伏之时，那些有能力绕开法律的势力就会开始思考如何适当地使用暴力，这势力包括官方背景的商人，还有与政权联姻的商人，或者本身就是政权的一员。如果失去公平，如果不是人人平等面对，那么法律这个东西，岂不是从天平变成了AK－47，不但可以被装弹、瞄准，而且还可以买卖和出租吗？
我们的法律是一个多云的天空，很多人生活在云的间隙投射下的阳光里，幸福而满足；也有一些人因为天然因素或者主观追求，便生活在被云遮挡的阴影里，无助而恐惧。云会随风飘动，谁又能永得这类法律的光照呢？每个人随时可能变成这样，或者那样，喜形于色或者疯狂起来，幸运光临或者大难临头，退让偷安，或者站起来抗争——这似乎只是宿命，难以琢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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