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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29 珠市口南大街，正阳居饭馆“坚决执行国务院305号令 产权调换是我的权力！”（权力应为权利）
七月十四日
文字被政府工作人员涂抹
七月十六日
“和谐社会非法强制拆迁制造不和谐事件！”
七月二十六日，强制拆迁裁决书贴出后。
此房屋八月三日将被强制拆除，此后这里将会变成一马平川的翠绿草坪，夹道迎接奥运会马拉松竞赛的来临。
July 27 没有工作的工作到处找人聊天，和我的潜在的拍摄对象每天聊天，间或拍一点照片，这就是我一个月来的生活。摄影师可以分成聊天的和不聊天的，我属于前者，因为我需要和他们建立彼此的信任，以及拓宽我的信息通路。
同志们同胞们不太明白什么是自由职业，纷纷打破砂锅问到底：到底谁给你发钱？我的钱虽然不多，来路却很多：给这个企业干一天，给那个公司干一天，运气好图片社给我一个钱多多型派遣，剩下的许多时间自己拍一点自讨没趣然而意义非凡的照片，或许日后可以兑换稿费，或许不能。有些邻居大婶会斜着眼睛用锐利的眼白照出我找不到工作的窘迫本质来，我只能灿烂地微笑，因为我的生活总是令我的微笑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
我满足于可以凭我的判断去拍照的生活。我满足于我可以自给自足又可以为我的信念工作的生活。我满足于我可以坦诚地向任何人谈论任何事的生活。我满足于我的工作成果受到令人尊重的人的越来越多肯定的生活。
如果说我还有什么不满足，对于我的工作，那就是我常常感到无所适从。我没有任何利用价值，我不是记者不能给别人伸冤雪恨，我也不能下情上达，我对采访对象只是全然的平等，所以有的时候采访对象不接纳我，认为我毫无用处。人们经常不理解我工作的意义，我也经常不确定我的工作方式是不是最佳。我有时会感到花费大量时间去聊天有点事倍功半，也有时会因为错失了一个拍摄良机而遗憾不已。但是感谢上帝经常在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做出美善的预备，让我在遗憾和怀疑之后得以继续，不会坠入绝望。
这就是我的工作，一份没有工作的工作。我将会继续，直到耶稣再来的那天。我希望那一天我正在坦然无惧地工作，照一张相片，让他看到我最好的人生就是如此度过的。 July 17 美容型工程前门南大街及其周边整个区域已经成了一个大工地。工地的四周有很高很高的密不透风的围墙，墙的下面是古香古色的砖形外饰，上面是这一地区美好的未来图景的巨幅喷绘画卷。我不清楚这一道高大亮丽的围墙，花费了多少钱，想必和付给动迁居民的钱源自一处。未来正在向奥林匹克的北京飞奔，而北京这个臃肿的城市也正在抓紧时机，在短暂的青春期里急速地发育。
未来的大栅栏地区将有有轨电车通行。 July 16 草地与住宅前门南大街的两侧，西属宣武，东属崇文。现在因为要开奥运会，这条大街两侧要遍种草坪，但在不久之前，这里满是人们的住宅。草坪是美化市容的，住宅是人的栖身之所，如果要讨论这两者谁更重要，那就非要从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与现实国情说起不可了。
集体主义精神
无论从古之君臣关系还是从今之党群关系而论，我国的一个真理性逻辑便是：个人要服从集体、小我要服从大局。那么套用公式之后可见：国家的”铺草地计划“代表整体，个人的住宅代表局部，住宅服从铺草地，草地赢得第一回合。
运动式治国
运动是一个强力旋涡，力量惊人，方向唯一，它不是把船吸到海底，就是把房子掀到天上。58年来旋涡一个接一个，自从奥运牌旋涡来到中国以后，借着本来就已经紊乱得上窜下跳的大气扰动，已经把这个国家的人民吹得high上了天，自然掀房子的事也是在所难免的。
腐败
拆迁补偿款应该给多少？这个账目有点难算，尤其是在不开灯的小黑屋里打算盘。钱的转手之中有没有损耗，政策的执行之中有没有折扣，法律对物权所有者的保护有没有失效，民众的知情权有没有被褫夺？如果都没有，自然也就天下太平了，哪还有强制拆迁一回事呢？
平房虽然简陋，但是家中不需要客厅：夏日傍晚在街头巷尾席地而坐，街坊四邻聚在一起“穷欢乐”，还有比这更惬意的客厅吗？
这对吃“低保”的钉子户夫妇不知道能坚持到哪一天早晨，那个早晨又将发生什么样的冲突？
在此居住了30年的袁先生坐在邻居家的废墟上等待那一切来临。
一切都会像这样结束，但是终究有人要问一问这是为什么。 July 07 城中村一瞥城中村是一个贬义词。至少在官方视野里，城中村是城市里堆满污垢与危机四伏的角落。户外的灶台，遍地的污水、苍蝇居住的垃圾堆、恶臭的厕所，还有简陋的小诊所，以及那些年轻的背井离乡的打工男女和他们所孕育的第二代村民，那些在街巷里随处可见跑来跑去的儿童——这就是典型的城中村生存空间。外来人口聚集在这城市边缘廉价的出租屋里生息繁衍，揣着自己的未来梦，那就是成为，或者让自己的孩子成为这城市的一员。
但是户籍制度不许外来者分享一座城市的福利，而这种制度最不幸的受害者就是孩子。城乡收入差距和教育机会不均等在根本上制造了城中村里居民的贫困，普遍的超生现象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贫困，而因为户口与居住地的相异导致孩子无法享受义务教育则使得这种家族贫困走上极端，并且得以延续。城中村的孩子本地就学有两条道路，一是每年花费一万元“赞助费”进入公立学校，二是每年花费一千六百元进入私立的“打工子弟学校”。在2005年以来，政府大力取缔打工子的学校，但是仍旧有一些此类学校通过改换名目，或者通过贿赂当地官员，得以生存下来，继续为没有本地户口的孩子提供相对廉价的基础教育。
或许生活在城中村并不是一场灾难，但基本权利不平等所带来的痛苦孩子们或许并不会很快明白。
吴昊是个好学生，现住在已经被取缔的学校校舍里，而学校的教职工人都合并到了另外一个有资格办学的私立学校去了。
张爱萍是姐姐，10岁，弟弟张志强9岁。张爱萍热爱绘画，2003年被卡车碾压左脚踝，因无钱医治至今无法痊愈。
这个来自河南信阳的家庭有五女一子，大女儿20岁已经工作，二女儿初中刚毕业，小儿子只有2岁。全家收入来自父亲作司机领取的固定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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