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死了上天堂吗？
——它带给你的快乐会一直陪你到天堂。它已经化为一种幸福融入到你的生命中，它一直和你在一起，会一直走到天堂。

刘家仓鼠，女，一岁半，性温和，爱跑步，喜食果蔬、肉、花生。一生不曾伤害他人，让人学会爱，死后留给人美好的回忆。

照相是我的工作。在2006年的九月以前，我的照相事业几乎一直停滞不前，原因是自己的懒散与迷茫。拍照不是一件难事，也不是一件容易事。有的人把照相想得极为高尚，也有不少人很鄙视这种简单工作。我反对抬高或者贬低它的本来价值，我认为照相这门职业就是要有个人，能把把照片拍出来，再卖出去，而且能卖个好价钱。

我在2006年最后的4个月里真正走上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说是走上职业生涯，其实到现在我也没有赚到钱，反倒是买设备花了不少钱，也并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单位，但我确实已经走在属于自己的道路上了。这很重要不是吗？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06年九月下旬的一个上午，一家报纸的编辑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开始实习。我开始能尝试做一个摄影记者，在当时，那确实是一个令人无比兴奋的消息。我谦卑恭敬地办好了实习手续（挺正规的），接着极为兴奋地通知我的朋友们：“我是记者，欢迎爆料”。

做记者是忙碌的，有的人觉得很充实，也有的人只是感到劳顿。

摄影记者在报社里是一个特殊群体。和文字记者比他们不写字，和编辑比他们不坐班。手持照相机，他们的任务是进入现场、拍照、带着照片离开，再奔赴下一个现场。因此，摄影记者根本不需要弄清楚“这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是想要知道“哪，有何种惨状，正在和将要发生”。摄影记者也不需要弄清楚所采访的事情是否重要，而重要的往往是“头儿”通过场面的大小，人物的知名度而帮你确定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件毫无意义的商业或政治作秀活动，如果它在一个大场合举行，且有名人参加，那么它就很“重要”。）摄影记者从来不去做一些稍微深入事件里面的事情，也不探究原因，因为摄影记者要的只是“快”，或者还有“看上去美丽”。

没有人花钱去买一份报纸，只为了去看那上面的照片。问题也就出在这。照片和文章，照片和销量之间正在呈现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多次听到报社摄影部门的会议中提到“视觉品质”在报业竞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致于封面照片的好坏对一份报纸的销量的重要影响云云。对于这种对照片重要性的肯定，我是绝对相信的。原因很简单：1、新闻不自由，报业无法靠着独家新闻与犀利评论本身开展竞争，必须依靠某些花哨东西；2、视觉效果好对于吸引广告客户以及拓展广告刊载的版面有着莫大助益。

于是报纸上的新闻照片进化成了一种新闻报道与广告之间的“配重砝码”，哪里乏味，就填到哪里，哪里要进大版广告就随时被删减。新闻照片成为了任何东西，唯独与“披露真相”无关。它仍旧是时代的符号，只不过那里面增加了大量无关痛痒的丰功伟绩、好人好事、城市风貌、旅游指南、香车美女、菜肴明星、征婚求偶，如是等等的图示。今天，读者再也难以适应一份没有照片的报纸，但也同样难以从那些照片里引发什么值得一提的思考。作为摄影记者，如果不能去主动享受这种不堪的现状，就只能一天天“职业枯竭”下去。

为什么一个人无法做一个好记者而只能枯竭呢？举一个例子说说吧。这件事真是令人感到耻辱。

九月底的一天我来到西客站，拍摄到了几个外国人望着列车时刻牌迷惑而略带痛苦表情的照片——因为那上面只有中文没有外语。我拍了，感觉到很有意思，是个好新闻：一个奥运城市的火车站怎么能让外国游客如此迷惑呢？但是随后遇到一位警察的小头目，他看到我拿着相机，貌似记者，就找我聊起天来。我当时只觉得这位警察大叔挺和气的，因为他关心我的工作是否辛苦。然后我就用数码相机给他展示了我刚刚拍的相片——那些痛苦而迷惑的表情。他一直很热心于我的照片，随后叫来了火车售票大厅的负责人，一个女的，当面指出他们工作的不足，女的连声称是表示立即改进工作。一时间，我感觉我对社会的贡献越来越大了啊！真自豪啊！接着警察头头说以后来西客站拍照采访，就找他，能给我行方便。边说着给我留了他的大名以及电话，接着也就问去了我的大名和手机号，以及工作单位。

当我坐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刚走了一半，接到一个报社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不是图片编辑，而是摄影部的二把手。他问清楚了我下午在西客站所做的一切事情，然后很紧张地告诉我，当天拍的图片不需要发到报社了，因为上面已经知道这件事了，要压一压，而且以后也严禁我对别人自称是这家报社的人，因为我“并不是报社的正式记者”。

我当时就估计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马上就意识到那位警察大叔的肩章，似乎星星很多，可能来头不小。后来我知道，那警察是车站的铁路警察，和西客站是荣辱与共的。总之，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那就是在我刚一离开西客站的时候，那位警察头头当即就打电话给报社的头头，警告他必须扣下我当天所发现的那个有意思的消息，而报社的头头也真的很乖巧很听话。

实习期结束，我办手续离开报社的时候，心中并无一丝留恋。有人实习是为了争取留在实习单位工作，而我却通过实习认识到了我日后所要避免去犯的错误。我确实不能去享受那“欲言又止、欲说还休”的氛围，还有那个“配重砝码”般的图片编辑思路。几天后，我揣着一肚子疑问去拜访一位旅行在中国的自由摄影师，住在紫禁城外小胡同里的吉乐。这个法国大鼻子给我指出了一条明路：“去拍自己的专题”，并在随后不断地给我指路，帮我介绍进了一家图片社，他甚至还送给我一个镜头。我和他说,我真要感谢他一辈子。

因此目前，我成了一名自由身份的专题摄影师。我的上一个专题是“中国人的圣诞节”，而这个有意思的话题是那些党报的副刊永远不碰的。他们越要人们淡忘的，我就越要去把它收集起来，否则我又为什么要照相呢？

三月六日美国政府在其一年一度的《2006国别人权报告》里陈述了全球196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现状，并把北韩、古巴、缅甸、津巴布韦、白俄罗斯以及中国等列入人权问题较为严重的国家之列。作为反击，仅两天后的三月八号，中国政府也发布了一份《2006美国人权记录》，痛斥了美国的内政外交的种种弊端，包括种族、枪支、暴力犯罪、青少年死刑、反恐战争和虐待俘虏等等令人不忍卒读的实例和数据。
 
新华网在发布“国新办”撰写的《2006美国人权记录》时称来自华盛顿的《2006国别人权报告》是“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肆意歪曲和无理指责”。但新华网并没有公开这份报告，也没有对报告中的谬误加以丝毫反驳。那份报告里究竟写了什么？这对于全体中国人民而言，可能永远都是一个迷。关于美国这份仅仅导言和序言两个章节就有上万字的庞大报告，中国人民只能高度凝练地被传达八个字：“肆意扭曲”、“无理指责”。在此基础上，中国人民就可以开始阅读“国新办”发表的义正辞严的抨击美国社会弊端的《2006美国人权报告》，对美国这个霸权主义强盗在本土和海外劣迹斑斑的人权记录加以认识。
 
国新办的做法可以概括为两点：
1、利用所垄断的的媒体封锁美方报告内容；
2、用美方瑕疵证明美方报告为假。
 
国新办的做法的依据有两点：
1、人民无力辨别是非；
2、批评者自身必须是纯洁无暇，既然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做到，所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批评另一个国家。
 
如果大家可以读到美国的那个“肆意扭曲无理指责”人权报告，那么在它的导言里有这样一段有趣的话，似乎事先就对很多问题做了预答和反驳：
“我们认识到，我们是在自己的记录以及我们为应对恐怖主义袭击所采取的行动受到质疑时起草这份报告的......我们的民主政府制度并非完美无缺，但这种制度实行问责──我国强大的公民社会、生机勃勃的自由媒体、相互独立的政府机构以及健全的法治都能起到纠正作用。”
 
没有一个政府是完美无缺的，这是不言自明的，也正是因为如此，任何一个政府都是可以被批评的。中国政府对批评似乎格外敏感，以致于早早就写好了反驳美国的报告专等对方批评自己之后第三天早晨及时地回击对手，不知这原因是不是惯于撒谎欺瞒而累积了过多的破绽的原因。在这场对弈中，中国对美国的批评，全部援引的是美国政府和媒体的报告，在美国是尽人皆知的；而美国对中国的批评，却没有一个字落到中国老百姓的视线里，甚至很多信息因为长期被封锁，对于很多中国老百姓来说，连听一听看一看都觉得难以忍受，索性便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落得清静。
 
如果把每一个国家看作一名国际社会的参与者，那么无疑每一名参与者都应该积极地投身到国际事务里去。举办奥运会是一种参与，推动人权事业前进也是一种参与。盖体育场馆是容易的，只要有钱就可以办到，而确立和发展人权观念却是异常困难的，更加需要发挥每个民族的智慧去行动。于是中国人也不妨把美国的人权报告看作是一种推动国际进步事业的积极行动，毕竟以事实为依据的批评并不是攻击，更加有别于干涉。美国的人权有公民社会、自由媒体、三权分立与健全的法治去纠正偏差，作为我们中国人，似乎也就无需对美国的人权事业过分担忧，而有必要对我们自己的人权现状更多加一些关注。毕竟我们比起他们，显得稍微一无所有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