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re is a pleasure in the pathless woods,
There is a rapture on the lonely shore,
There is society where none intrudes,
By the deep sea and music in its roar:
I love not man the less, but Nature more,
From these our interviews, in which i steal
From all I may be, or have been before,
To mingle with the Universe and feel
What I can ne'er express, yet cannot all conceal.
-Byron

 

 

 

 

 

上午九点，弥漫着污浊的带有甜味的烟气的东四环路上，轿车排起长龙，1039交通广播正在努力试图让寸步难移的司机们从脏空气与交通堵塞的烦躁里变得快乐起来。
“能够生活在这座城市里，我从心地里感到幸福......”
王嘉一在她主持的交通节目末尾，话里带着笑音儿，表达出她甜滋滋的心情，也为十七大期间的北京交通堵塞问题做出了无法替代的贡献。

 

郭德刚有段相声《我要幸福》，调侃了一个穷人，写照出社会中贫弱者的无奈。对于郭德刚描述的对象，那些身无一技、除了发财圆房别无他想的小老百姓的无奈和辛酸，解决的方法似乎只是：给他钱。十月十七日十七大报告最新精神正表达出党对人民幸福要求的特别关注：“创造条件让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里，一次和珅问纪晓岚说，我不图名，只求财，可你的名气已经够大，对于钱财也什么兴趣，就会整天得罪人，你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呢？纪晓岚答：我活的就是“一个滋味儿”。和珅和老百姓的幸福都在于钱，可纪晓岚的幸福在钱以外的某个东西上。得罪人也是幸福的一种实现形式？

 

摄影也常常是一种得罪人的差事。中国的摄影师很少关注中国以外的地方。中国人的眼界只是自己家，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国家，重要性依次衰落，至于别的国家，甚少关心。中国的摄影师如果伟大了，或者去世了，人们会形容他“一生深爱着自己的祖国，把镜头对准他的父老乡亲”。欧美摄影师可不一样，他们似乎生来就不是故乡的云，一定要飘到远方，不到动荡的地方冒险的，简直就是孬种。中国警察很奇怪，为什么摄影师总是对着别人家的丑事按快门？警察的价值显然在于"爱国主义",如果他们表里如一的话。

 

切格瓦拉年轻的时候也非常喜欢照相，不过他后来当了革命家又爱上了被人拍照的感觉。在切格瓦拉牺牲四十周年的时候，人们又一次提起他来。虽然格瓦拉曾经是古巴经济部长，但格瓦拉的幸福和钱没什么关系，他不但自己不需要钱，他甚至还要取消货币制度。他只有他的理想，虽然这理想已经被时间证伪。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全人类的，还是革命家的？格瓦拉大半生推广他的理想，但是从没有在古巴以外的任何地方受到过广大人民的欢迎，最终也被一个玻利维亚土豆农——切的拯救对象——给出卖了。到了今天，他只剩下一个传说还有一张大头照。

 

很多人说切格瓦拉死了以后的尸体很像圣画里的耶稣。阿根廷人切格瓦拉是为人民舍命流血，而拿撒勒人耶稣也是为人类舍命流血，就死的目的而言，他们确实很像。但耶稣的不同在于他的神性——他是上帝在人间的一位代表，他没有自我，确切地说，他不是人，而是神。耶稣死不是为了自己的理想，或者认同，而是神控制着他使他受死而制成救赎。格瓦拉呢？似乎凡革命家都没有谦卑低调的。

 

于是在人间，目标－价值可以分成三个阶层：
追求钱是为了肉身，那非常之庸俗，庸俗到俗人都一只眼享用它，一只眼鄙视它。
追求理想是为了灵魂的解放，非常之高尚，高尚到任何高尚的人都不能纯粹无暇地服侍它。
第三类是对我以外（他者）的爱，超过对自我的爱，消灭对自我的爱。亦即耶稣、使徒、神父（或者一定程度上的切格瓦拉？），他们所做的事情，那是一种最高级追求，将钱、理想、快乐、成就等一切人类行为的动因，视为污浊的源头，将至高真理植入大脑，受其支配，为之生，为之死。

 

这第三种人，在世间是存在的，但是数量必定极少。可能格瓦拉等唯理性建构论者的错误正是在于，把少数超人的标准推广到全人类身上去，那就是灾难的肇始了。人皆有罪，虽有救赎在，也不是人人都可以接受，所以看来这世界的堕落是必然的事情。

   

 

 

 

 

 

拆迁是解危排险还是发财致富？在社会充满了腐败前提下，人们更容易理解后者。

 

这样的写法透露出来的是拆迁方与被拆迁方之间尖锐的矛盾。

运动论、新胜旧，这是马克思主义真理，也是五十八年来砸毁过去记忆的根据。

新一代将会离开破旧的胡同。

每搬走一户人家，他们的房子就会立即被毁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