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二爷爷要回台湾了。因此今晚他请全家人吃饭，当然，是在大陆这边的家人，也不包括在重病在床的爷爷。

 

爷爷这次病得很严重，已经两个月没有离开病房了。中秋节，二爷从台湾打来电话，知道爷爷的病情危重，马上就飞过

来。台北－香港－北京，费尽周折地回来。北京－澳门－台北，还要这样兜着圈子，办签证，人换飞机，飞机换标志，

这样费尽周折地回去。但不论如何，总还是可以自由行了，一位对岸的敌军前将领，信步游览了这边的首都。

 

错乱的民国37，无法遗忘的岁月。那时候爷爷在国民政府的邮政局工作，赚钱糊口，也接济二爷念书。后来二爷迫于生

计参加了北京郊区驻扎的国民党步兵师，而后随着部队一路南撤，撤过黄河，撤到长江，再撤到台湾。而爷爷供职的民国邮局，

也变成了人民邮电部，以一个旧知识分子的身份卷入了无休止的运动。从此兄弟两人天各一方，再杳无音信。

 

二爷第一次回到大陆，缘起在差不多十年前的一天收到了爷爷的信。爷爷的去信中谈到很想见面，因为“分离半个世纪

了..."，二爷爷在饭桌上说到此处，哽咽了起来。不久后二爷回来了，但没能看到奶奶，他的嫂嫂，她刚刚去世不久。

那一次回来很震撼，太久不见了，二爷说。这一回，是第三次回来，他的心情很沉重，因为爷爷的病况堪忧。二爷坐在爷爷的

床前，颤巍地四目相视，沉默许久，目光的交通已有万语千言。爷爷没有说话的力气，好一阵努力后，爷说：
“家里......”
“哪里的家？不放心哪里的家？”
爷不语，众人也不解。
“是不是德州老家？”二爷问。
爷点头。
北京的家人都安稳，台北的家人也都美满，家里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是老家，老亲戚，在老家的记忆，老的故事。我瞬

间明白了老人的心理状态。他的心里没有什么欲求，也没有计较，有的都是在满满的记忆里徘徊，惦念很久以前的人与

事，绕着放不下抛不开的心结。家是什么呢？家就是人的根，种在哪里，永远就在哪里了。

 

二爷举杯说，过去很多事难以遗忘，但是不开心的事就让它过去了，先干一杯酒，以后会再来的。饭菜很可口，我创纪

录地喝了四杯白酒，晕乎乎，热腾腾地送给二爷一个“兔儿爷”，一件北京的老艺人的作品。兔爷是爷爷的年代里过中

秋节必备的神像，我想这可能是我能送给他的最好的礼物吧。

就在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热火朝天地爆炒长征全席的这个阴冷的十月下旬，我亦步亦趋地掺杂在一群大款中间，钻进了久负盛名的宝马汽车里面，拍照之余，捎带脚激荡了一把上流阶级的快感。

 

这种车65万一辆。用现在北京的房价来兑换，一辆宝马530i等价于70平米的一套住房，而这种房子有70％的北京市民声称难以承受。无论房子有多豪华，外人总需要走进去才能看到。而车轮是滚动的，一辆豪华的汽车可以把主人财富的光辉撒播到任何地方。所以今天，非常有钱的人们纷纷开着自家的别克，本田，捷达甚至QQ来到宝马的试驾会，要将其光辉的程度从闪亮升级到耀目。

 

据车行市场部的徐经理说，他目前日思夜想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转变大众对宝马车的不良印象，不能让宝马总是带着“为富不仁”的标签。奇怪吗？从2003年10月哈尔滨的女流氓苏秀文开宝马把卖葱的农妇撞死以来，宝马、奔驰这两种德国豪华汽车就变成了中国无良富人的代名词，而“撞人”也就同时转意成了“阶级压迫”。在谷歌上可以搜索到“宝马撞人”条目六万条，而“奔驰撞人”的这一数字高达一百二十四万条，民怨之甚可见一斑。另根据中国青年报上周的一篇报道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150万个家庭占有了全国财富的70％，而在发达国家，一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财富，中国已经成为财富最为高度集中的国家之一。”（详见：http://www.nbd.com.cn/_NewShow.aspx?D_ID=50396）

 

其实贫富分化是很正常的现象，就是在严格意义上执行社会主义制度的饥饿的朝鲜，也仍旧在大量进口欧洲的奢侈品。贫富的问题不在于分化，而在于是怎样的一种分化。穷者失权利，富者失道义，这样的分化就已经超出了贫富分化的范畴，而进入到了“无法无天”的社会架构坍塌的境地。政府非常明白这件事的紧迫性，三番五次地开会畅谈，也着手做了一些事情，比如“义务教育实现真正免费（施行20年后终于名副其实）”、“建设和谐社区”、“增加困难补助”还有“调高军队工资水平”。富人能不能在买宝马之余做点慈善，我认为那是人家的私事，何况他们也已经是多多少少缴过税，尽过义务的。而公民的基本权利对于穷人来说，不妄谈什么奢侈的尊严问题，关键的一点，它是可能的最后一道的生存权的保障，尤其是在今天这样的中国。

 

螃蟹长得很可爱，虎头虎脑，一身蛮力，生气了会吐白沫，上刑场时也会被五花大绑。尽管从某些角度看上去它和令人怕怕的蜘蛛很近似，尤其是腿的数量和走路姿态，但是它给人的印象却毫不“阴毒”，而更多则是“美味”。厨房的水盆里正养着四只小蟹。蟹小是因为便宜，养它是为了令其“清肠”，尽吐滋泥，而非因为喜爱之。母亲说：明天吃，吃活的。吃活的，因为死蟹体中有毒素。最好在上笼屉蒸的时候，它还会动。

 

和尚不吃肉，因为信仰的关系他们不忍屠杀生灵。城里人在离开大自然，变得文明开化以后，虽然仍旧吃肉，但渐渐也不忍亲手杀生了。城里人习惯于把屠宰工厂加工好的白净干爽的躯体或肉块，在没有丝毫血光和嘶叫的伴随下平静祥和地烹调与食用。城里人普遍孤独，爱心过剩，家里遍养猫狗鱼鸟，还会泽及街上的流浪猫狗和林中之野生动物，他们已不习惯亲手结束其他动物的生命。前几天一个老人把一只猫从11楼窗口抛出将其摔死，这引起了很多人愤怒，媒体也把猫尸体的照片放得很大，语气也悲凉。

 

前一段时间报上说有人给新华字典提意见，建议删改一些动物词条的解释。蛏子是一种人们常吃的贝壳，字典的解释就是‘可食用，味鲜美’。但是城里人不干了，说这是歧视动物，动物生来并不是专给人吃的。我想我们国家的城里人思想素质并不低，至少不在“绿色和平组织”之下，他们可以超越人类的范畴谈论平权，其见识何其魁伟。早就听说过国外养殖场里施行着“仁慈”的生产工艺，给牲畜听音乐，享受洁净、温饱的生活，并最终以极低的痛苦瞬间宰杀它们。想想若能如此，我们中的很多人也可以知足了。

 

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从上到下，还是自下而上的方式问题。“人如果连动物的生命都不尊重，何谈尊重人？”此乃从自下而上地从小处着手，积跬步以致千里。“穷人还救不过来，却去怜惜动物？虚伪。”此乃从上而下的两点论与重点论。不论何种论点，总是将动物的利益与人的利益相互参照，相互对立。就这个问题，至少可以提出了以下三个问题：

 

1、提出人与动物平等的一个层面：“人权”之外提出了“生命权”的更高一级概念。否定了人天然具有虐杀其他动物的权利，而动物的生命是应该被尊重的。

2、“人权”是否优先于，并可以否定其他动物的“生命权”？在何种尺度下这是合理的？如果“人权”不可以否定其他动物的“生命权”那么“人权”是否受损？

3、普遍意义的“生命权”的受到尊重，对“人权”概念的推广和巩固是否具有积极意义？

 

或许后一种意见更容易收到支持，因为中国的社会矛盾尚未拥有一个可靠的解决机制，更未进入到一个良性化解的过程中。在这种时候谈动物，确实比较奢侈，确实容易给人感觉是建造“空中楼阁”。然而，我却不这么认为。一个社会的良知总需要通过什么方式来进行表达，并延绵不绝，如果在人的身上我们被要求闭上嘴，那在牛羊猪狗猫的身上寻求类似的尊重，又是多么寻常的要求。

     

      每年秋天的选举的到来是从树上挂起的红黄双色标语开始的：

     “珍惜民主权利，投好庄严一票！”

      这口号显然是祈使句，它省略了主语，短促而坚决。

      那声音来自一个无形的存在，没人能指出它来自哪一个具体的人。但是我知道这命令的声音，这不容质疑的语气，来自于掌握天下资源的政府，以及它的无数共生者：它的主席，它的司令，它的部长，它的校长，它的厂长，它的院长，它的社长，它的书记，它的总裁，它的ceo，它的英烈......他们是一个边界相当模糊的总体，他们的身影弥漫在空气里，让人无法逃离。

      人们只知道，顺从是安全的，顺从者什么也不会失去。

      于是每当此时，人们便会有说有笑地好似一同去食堂吃饭一样来到投票点，一边聊天一边煞有介事地按要求在票单上写下一个不知是男人还是女人的名字，然后扔进红纸包着的箱子。

      明知道自己的作为完全是虚伪的，但是人们并不揭穿。也许这是一种无奈的做法，也许是一种习惯行为，但是，这对每个人的心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只想到，一个人想要沾染上撒谎的习惯，总是需要一个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