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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uary 31 一缕阳光照耀怪兽我的生活好不好？吃得好，住得暖，可以娱乐，可以自由选择职业，需要的东西都有盼望。我生活在社会主义的阳光里，但是总有一些传闻让我意识到这阳光其实是乌云的缝隙漏出来的。在地上的阴影里苦苦哀鸣的人们，正过着另外一种生活。
如果这个国家的人们之间可以更公平一些，我的生活将变成什么样子呢？
如果农民也有了医疗保障，
如果民工收入提高到城市人的水平， 如果失业者可以领到足够的救济， 如果人们的养老保险金没有失窃， 如果拆迁市民和被征地农民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补偿， 如果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没有差异，而公立大学确为公而立， 如果人人都可以拍自己的电影，写自己的小说，
如果人人都可以把家搬到自己喜欢的地方居住， 如果记者可以负责报道一切而又不会感到恐惧， 如果宪法所写的都已成事实， 如果法律保护任何一个人的所有权利而没有例外， 如果法律惩罚任何一个人的一切罪行而没有例外 ...... 那么我的境遇，究竟会怎么样呢？这个社会将更好还是更糟？享受这阳光的人们，非常珍视这希罕的温暖与明亮，于是他们急匆匆地享受它，忙乱乱地守护它，喜滋滋地赞颂它，恶狠狠地为它攻击所有质疑.
就像党教导大家时所说的话： 以万民的名义我奉天召，但愿这世上充满和谐—— 让穷的人都离开富人之地， 让外地人都离开首善之区， 受害者们都隐忍一人换众人和乐， 受难者们都死去小我换国体尊严， 众人都放弃主张听由党的全能安排， 众人都停止质疑承认党的无罪无过， 众人都需要接受一切容忍一切，因为那都是发生在党的主权之下， 众人都必须明白党的存在就是万物运行的原因与目的，失去党就是末日来临， 众人也都必须明白，那末日的来临，就在众人背弃党的时日因为党的细胞已经扎根在这国体上每一条毛细血管的分叉与末端 ...... 如果我没有享受到这阳光，我会想要拨开乌云。但是乌云太高，我伸出的手连树叶也碰不到。我只有忍耐这乌云遮日，盼它飘离我的头顶，让我得享光热。但是乌云依旧浓密，连空气里也漂浮了沙尘，光线一直在变暗，变暗。唯有奥林匹克的五个圈圈光光亮，反射着从窄小乌云缝隙里挤出来的阳光一闪一烁。镜头与话筒对准那亮光，于是那亮光射入到数十亿台电视屏幕上，让全世界都看到了它。这一缕光亮呵，正是党半个世纪的一个梦想：要让整个人类都知道这乌云国上并非没有阳光照耀。
飞跑飞跑，它就像一只激情四射的怪兽，它吃了石油，吃了钢铁，吃了森林，吃净牧场，吃空江海，吃了人心，一头朝撞向山上。它知道什么是快，什么是高，什么是目空一切地撞毁障碍，但是它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知道谁在追赶它或者它在追赶谁。它的生命注定就是要奔跑，吃掉，奔跑，吃掉，这就是它的意义。长在这头怪兽身上的小虱子，小螨虫，和长在它肚里的小蛔虫，小弓形虫，都陶醉在吞噬与狂奔的血性激情里，也跟着跳舞尖叫，四下无着地发泄力气。 January 18 记者兰成长为什么会死2007年1月10日，中国贸易报的工作人员兰成长被打死在了山西浑源一家煤矿的门口。现在根据可以找到的报道，唯一能够确定的事实就是，这位记者的死，是因为他以“无证记者”的身份采访了一家“无证经营”的煤矿。因为煤矿的“无证”经营，而吸引了兰成长等记者的到来；因为兰成长的“无证”，所以他构成了“非法采访”的罪名——于是兰成长的死变得忽而惨烈忽而情有可缘起来：惨烈在于一个生命的消逝，在于公权利的被褫夺，在于矿主之惨无人道，在于“和谐”社会之黯无天日；而情有可缘之处在于，既然是“无证”采访，那么似乎死也活该。
中国有一条法律规定：中国人在中国地面上采访必须持有政府下辖新闻单位的证件，外国人在中国地面上采访必须持有新闻局的审批条文（2007年1月1号到奥运会开完这段时间内外国人采访中国人可以免审批，这是最新精神）。还有一个条文，似乎叫做“重大突发事件新闻采访管理办法”，就是为了使得人们群众不至于被重大突发时间吓得乱作一团而友善地隐瞒真相的做法。此外不成文的规则还有很多，而效力与法律条文同样神勇，概括地描述它们，也就是“权力对信息传播的绝对控制”。与上次一位北京警察被打死迥然不同，山西当局并没有派遣一千多特警连夜搜山去抓杀人凶手，也没有为记者开隆重唐璜的追悼会，也没有慰问家属，而是......
大同市“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专项工作市领导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称，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应该是合法设立的新闻机构，但兰成长并不是记者，只是该站临时雇佣的人，因为他没有正规的记者证件，山西站的站长也向当地政府表示没有派兰到该矿去采访。所以不能说是记者去采访，也不能说是被打死，兰是第二天在医院里死亡的。*
大同市新闻中心谷盛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绝对没有发生过打死记者的案子，这只是一起普通的案件，目前公安机关正在侦破之中，等凶手被抓获之后自然就会真相大白。*
该起事件发生后不久，1月12日，大同市发布了《大同市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专项行动通告》，通告称，“凡未经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报纸、期刊均为假报假刊；凡不持有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从事采访活动的人员均为假记者。假记者的新闻采访系非法活动，被采访对象有权拒绝。”*
浑源县新闻中心一位官员表示，从头到尾，中国贸易报山西站记者在浑源采访，县里不知道此事。这位负责人介绍，经常有假记者，或者“灰记者”来采访，不通过新闻部门直接下到煤矿。名义是采访，实质是“诈黑钱”。“不通过我们，我们没法保障他们人身安全。”这位官员说。**
市政府和市新闻中心负责人的这些话，这些做法，想必被打死人的矿主看在眼里，心中会相当的安逸吧：哈哈，没有1000多特警从天而降，没有搜山封路盘查，更没有一命偿一命：
◎因为打死的不是记者，而是普通人，连死者自称供职的报社都否认这个身份的存在； ◎因为打人者不是故意殴打记者，而是普通打架而已，所以只是一场意外； ◎因为被打死的人本身就是罪犯，不但没有证件，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存在敲诈勒索的潜在可能，和“误伤致死”之罪几乎可以两相抵消了； ◎因为“县里不知道”没有“通过”新闻中心，所以记者的人身安全就理所当然地没有保障。
至于说有没有“打击假冒记者先进工作者”的匾额会随后被送到矿上，那还要再等一等再说。
如果矿主们不即时果断地将兰成长们打死，放虎归山而家丑外扬，那么不光矿主自己要倒霉，连矿主头上的大小官吏也会受到牵连；好了，现在人死不能自辩，假记者嘛，敲诈犯嘛，一项一项罪名加上去，是非黑白搅得不清不楚，民不举官不纠，还有什么公正不公正可言？反正在中国的法律系统里，可有千条法律限制采访，却不存一条法律保护记者，何况那些“无证上岗”的实习生呢？
January 03 童年历史小记载童年历史小记载
在我的小学时代开始的时候，发生了著名的“天安门事件”。直到今天我对那一个初夏时节发生的很多细节还都记忆忧新。我清楚地记得某个中午在长安街旁边的邮电医院的院子里，我看到遍地躺着人，有的身上盖了白布。我清楚地记得因为戒严没有了公共汽车，我一个人从学校走回了家，而晚上我妈妈在医院值夜班，爸爸去街上看热闹，我一个人在家里过夜的情景。我也清楚地记得在一个阴沉将雨的下午，在同样毗邻长安街的小学校里，教语文的王老师在一节课开始时，谨慎地确定了教室外面没有人后，关上教室门，神秘地问我们一班一年级小学生，是否知道街上为什么要戒严、胡耀邦是什么人。我们面面相觑，没人应答，在那气氛中，人人都知道这问题不太寻常，但谁也说不出究竟。
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小学生按理都要加入少先队。一个矮胖面色暗黑的“思想品德”老师带领我们写入队申请，在这中间，她对我们讲了“什么是共产主义”——那是一个十分美好的未来，但在她有生之年可能看不到了，而我们这一代可能会看到，也可能连我们也看不到。最后我们照她所念的范文，写成了各自的入队申请，纷纷加入了少先队。刚刚加入少先队的那段时间，我是相当骄傲的——虽然除了一年级的小孩以外，学校里人人都是少先队，连抢劫我的小痞子们也都是——可我仍然感觉得到胸前汹涌红色闪耀出的光荣。红领巾陪伴了我们差不多整个童年时光，虽然红色光荣后来蜕变成了某种习惯之物。
深深记得那个荣耀得名字——雷锋，在小学生的我的心里，意味着两件事，一是一部黑白电影角色和那首《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曲，二是每年三月“学雷锋·做好事”的体验活动。我清楚地记得在那部电影里，雷锋说自己手臂上的刀疤是在苦难的旧社会被地主老财用柴刀砍出来的。但矛盾的是，在我当时的“思想品德”课本上，讲了一个故事说雷锋在上小学的时候曾经扶着老奶奶过马路，老奶奶还摸着雷锋的头表扬了他。地主老财 vs 过马路的老奶奶，这时空的错位感让当时还很聪明的我一度十分诧异。而每年三月份的“做好事”运动，也同样给我带来了不少迷惑。每到那个时期，班里的每个小组都要外出执行“做好事”的任务，之后要由组长写报告汇报老师。但问题是所有小学的所有班级的所有小组，都在同一个下午（一般是只有一节课的周二下午）同时跑到街上寻找“可以做的好事”，这就蔚为壮观了。我记得我不止一次和小组成员，打着红领巾，扛着扫帚墩布，拎着打气筒和水桶，沿着学校附近的胡同流窜，一个居委会一个居委会地找，一个大院一个大院地问，挨家挨户地打听，甚至见着过路人就叫住：“我能帮您做好事吗？扫地、打气、擦玻璃都行...”。但结果的往往是灰溜溜地被人撵走，因为往往在我们之前已经来过“好几拨”了，“有困难的人”都已经被“无私奉献”招烦了。
三四年级的时候有一篇语文课文，讲的是朱德的故事。课文旁边有一幅朱德的插画，而我在上课时，在他的脸上画了一只猪鼻子，两个猪耳朵。这篡改的一幕后来被瘦高个子的语文老师看见了，她对我的批评令我幼小心灵感受到很大的恐惧。她说我这种行为不是一般的行为，而是十分恶劣的，如果倒退几年，我就是反革命。我当时感觉到我犯了很大的错误，以致于站到了被所有老师同学孤立的一面。
也有一些老师不喜欢的人，经常被归入到大家的对立面里。有一位姓“童”的英语老师，她上课时候发现一个高个女同学在课室后面偷偷挫指甲，童老师当场夺下指甲刀摔到地上，怒声呵斥那女生为“臭不要脸”，随后把她推搡出了教室。还有个姓黄的同学，由于经常调皮捣蛋，深受一位姓赵的老师的厌恶。我记得有一次，为了整顿班级纪律，开展反对“上课说话”的专项整治行动，这位班主任赵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在历数了以往种种不端行为后，指着黄同学的脸，多次、大声地辱骂他是“臭皮囊”、“囊膪”（chuai）和“造粪机”，整个过程持续了很久。我当时感觉，千万不要落到黄同学那样的下场，因为他所受的几乎就是一种“极刑”。
五六年级的时候，差不多是1993年冬天，北京第一次申请奥运会。我记得那一次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全北京市要用停止烧暖气的办法来减少污染，以便让奥组委的视察官员看到一个湛蓝的天空。我记得那几天，不论老师还是学生，都是穿着棉衣羽绒服上课的，而我似乎也确实记得那天空变蓝了不少。很多年后，还听一位政治课老师说，那时不但暖气停烧，从机场到室内的公路两侧的草地也被喷涂了绿色油漆，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看”。但不幸的是，这一切努力最后付诸东流。当时老师告诉我们，申办奥运失败是因为英美国家的蓄意破坏，说得我们小学生个个拳头紧攥，纷纷愤怒地诅咒了英美列强的欺凌。那时离89还不远，很多事情人们还记忆忧新，那次申请失败也许是很正常的事情。世界人民要忘记一件事怎么也得十年以上吧？的确，在2001年，北京终于时来运转，拿到了五环订单，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城市大翻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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